观察｜韩国教师大规模集会，教师为何成为语言暴力的受害者？
据海外网报道，当地时间9月4日，韩国教师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约5万名教师在首尔街头集会，要求政府更好保护他们的权利。这是继9月2日之后，教师们的第二次大规模集会。
此次集会缘于一位24岁年轻女教师遭受家长霸凌而自杀。教师们走上街头，呼吁并敦促韩国政府采取保护教师权益措施，尽快查明教师的死亡真相。
韩国教师遭受霸凌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因此引发的教师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过去六年里，有100名韩国公立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自杀。教师自杀的背后，韩国社会结构性问题凸显。如何同时保护好教师和家长的权益，成了摆在韩国政府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地时间9月4日，韩国首尔，悼念首尔瑞二小学轻生教师的集会在首尔国会大楼前举行。
“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7月18日在韩国首尔瑞草区，一位生前担任小学一年级新生的班主任李某，被发现在教室里的储物间自杀身亡。随着她生前的日记被公之于众，其自杀的原因也逐渐清晰。
这位女老师于2000年出生，2022年3月刚走上教师岗位，作为刚踏入校园的新老师，不仅被分配到最难带的低年级，还要独自处理学生间的校园暴力问题，同时也要应对一直霸凌骚扰老师的学生家长。
在李某自杀前的几个月，发生了一起“铅笔事件”。她带的班上有一位女学生恶作剧，导致前排男学生的额头被铅笔划伤，男学生家长在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处理结果后，多次向学校恶意投诉老师“没有做教师的资格”等，甚至一天给李某打了几十通电话，辱骂责备威胁。
6月5日，李某在自己的日记中描述了当她进入教室授课时席卷全身的恐惧：“我的胸口感觉好紧绷。我觉得我要倒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许是由于持续遭受与家长们激烈的深夜电话和信息互动，结果都不尽如人意，7月3日，这位小学老师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她对疯狂的工作感到不知所措，“好想放弃”。
继首尔瑞草区教师自杀案件以后，全罗北道、京畿道、大田市等地区也陆续有教师自杀。今年9月，大田市一所小学的一名42岁老师在学生生活指导过程中，因遭遇家长投诉和被要求“下跪”的不断霸凌，最终在家里选择自杀。她留下了于2019年3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家长举报她“虐待”儿童事件相关的重要记录。她在2019年担任一年级班导师时，班上有4名经常闹事和欺负同学的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在11月26日打了其他同学一巴掌，该教师将他送到校长室处理，之后却遭到霸凌学生的家长不断投诉，甚至被家长以“虐待儿童”的罪名告上了法庭。虽然最后该教师被检方以“无嫌疑”处分，但是过程中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该名教师在9月5日在家轻生，尽管丈夫到家发现后紧急将她送医，仍不幸在7日过世。
当地时间2023年9月4日，韩国首尔，民众参加集会，悼念瑞草区轻生教师。
虽然其他地区教师自杀不能全部断定为因为“家长投诉”等学校内部问题，但统计显示，过去6年（2018年至2023年6月）已有100多名中小学教师的自杀表明，瑞草区教师的悲剧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韩国教师患有抑郁症的人数比例非常高。根据韩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联盟（KTU）与绿色医院合作进行的“2023年教师工作相关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在3505名受访者（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特殊教育教师）中出现抑郁症状的教师占63.2%，其中表现出严重抑郁症状的高达38.3%，“轻度抑郁症状”的比例也达到24.9%。绿色医院使用相同的调查工具对普通成年人也进行过该项研究，结果显示教师患抑郁症比率是普通公众的四倍。
韩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联盟表示：“这项调查清楚地表明，韩国的教师已经处于倦怠状态，存在着无法通过个人资质或努力解决的社会结构性威胁，需要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和措施。”
语言暴力受害者
9月4日，李某去世第49天。韩国教师将4日定为“公共教育暂停日”，全韩国数万名教师集体请病假或年休“罢工”上街，哀悼自杀去世的教师。随着韩国教育部宣布对教师集体行动采取严格应对政策，大部分原定参加4日“公共教育暂停日”的学校取消了酌情放假的决定。虽然全韩国只有38所小学决定酌情休假，但许多教师还是以个人方式（通过请年假、病假和早退）参与了集会。
他们前往首尔国会大厦，在大厦前举牌称“寻找真相就是纪念”“不要放任教师死亡”，呼吁教育部保护教师利益。尽管韩国政府呼吁不要采取集体行动，随着舆论恶化，一直发出“非法集会”“纪律处分”“严厉应对”等威胁的韩国教育部，决定不再对集体行动的教师进行处分。
集会中，许多教师表示，他们是言语暴力的受害者。教师金某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语言暴力是教师遭受的最常见的暴力行为，其中超过一半的施暴者是家长，其次是学生、校长和副校长等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教师。暴力受害者在女教师中的发生率高于男教师，而且不同学校层面发生的暴力类型也有所不同。
针对李某自杀事件，韩国警方已调查了多名家长、相关教师，他们在李某通话记录中确实发现了“铅笔事件”涉事家长经常出言不逊。
教师遭遇语言暴力的背后，是家长不再将老师视为教育孩子的“老师”。家长的态度更接近消费者心理——既然交了税，就应该接受应有的教育服务。韩国一所公立小学的教师刘某表示，很多家长都看不起教师，“他们认为自己缴税支付了教师的费用，这产生了强烈的（消费者）的权利感”。
另外，韩国作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跌破0.78），学龄人口下滑的形势严峻；对应的则是教师饱和率逐渐上升，教育开始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与此同时，网络知识的泛滥和课外教育培训产业逐渐庞大，教师的地位也逐渐动摇，社会对学校的期待发生了许多变化。
“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就像黄金一样稀缺，加上现在的父母都有较高的学历，会傲视一切‘瞧不起教师’，于是逐渐出现干预教学过程、过度保护孩子的行为。”教师刘某表示，部分家长心态是“只有我的孩子最重要”。长期以来，因害怕打击报复和投诉，韩国教师也不敢太管教学生。“那些放任学生‘野蛮生长’的老师，反而成了‘好老师’。”刘某说道。
在此次韩国教师集会过程中，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悼念，有些老师更换了自己聊天软件的头像，换成了黑丝带。这样的细节也遭到了部分家长的反对，刘某告诉澎湃新闻，“有老师立即收到了一条来自学生家长的短信，内容大致意思是老师的头像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其中有一句原话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孩子还小，老师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吧？’”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6日，韩国首尔，教师手举标语在国民议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
应该如何保护学生和教师？
家长们可以拥有这样的想法，或许底气都来自韩国出台的《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特例法》。
2013年，韩国发生蔚山继母虐待女童致死事件，一名年仅八岁的女童因内脏破裂而身亡，死亡原因为暴力致死，而主动自首的却是她12岁的姐姐。经过多方调查及对12岁女孩的心理疏导，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两个孩子常年受到继母非人的待遇，打骂像家常便饭一样，甚至让两个孩子吃排泄物。2019年，根据该事件改编的韩国虐童电影《小委托人》将该事件搬上了大银幕。
以2013年韩国蔚山继母虐待女童致死事件为契机，2014年9月起韩国开始实行“儿童虐待罪行相关特例法”，强化对虐童案罪犯的处罚力度，规定凡虐待儿童致死者可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鼓励民众检举揭发虐待儿童的行为。
许多教师发现，在《儿童虐待罪行相关特例法》实施的过程中，其本质更接近于家长以孩子人权为借口，用“虐待儿童、诉讼”等言语威胁并恶意举报教师。只要发现任何疑似虐童事件，无需提供证据，都可以向教育局报告，然后当局会展开调查；也会有觉得自己孩子被轻视的家长，会故意构陷教师。
在韩国公立小学工作了10年以上的公立老师崔某表示，“《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特例法》规定，无需提供证据，都可以向教育局举报教师疑似虐童事件，有教师因对挑食的孩子说了一句‘尝尝这个吧’就被举报为虐待儿童；也有教师因叫醒上课睡觉的孩子被举报为性骚扰。”
在此次教师集会中，有小学教师工会发言人指出，“家长的投诉过多，希望校长能积极发挥作用，比如设立教学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来保障教师权益。”
但与此同时，一些家长则担心投诉问题或许将失控。有一位家长展示了其在家长群的聊天记录，家长们鼓励彼此去骚扰一位教师，一位家长甚至称：“若你的号码被老师屏蔽，那就用你的家人和朋友的手机继续打电话过去。”家长们担心，如果教师无法干预有问题的学生，其他人或许会受到负面影响。
对此，韩国媒体曾多次发表评论表示，以《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特例法》为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投诉举报，让教师们纷纷无奈选择撒手不管，无序现象进一步扩大。缺乏德育和公民教育带来的恶果将继续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
如何同时保护好教师和学生的权益，成了摆在韩国政府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韩国社会事务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李周浩说：“（政府）将倾听现场的声音，仔细检讨整个教育环境。”
韩国政府、国会和各市教育厅如今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建立民事投诉响应系统，加强学校校长的责任以及设立专家委员会来确定教师的指导是否构成虐待儿童。同时公布了《教师权益恢复保障综合方案》，规定今后家长将无法通过教师个人手机进行投诉，简单的投诉将由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处理。韩国的许多学校还成立了民事投诉响应小组，由校长负责。此外，如果学生扰乱课堂，学生可以被带出教室，并且没收手机，特别是严重侵犯教学权利的行为可能会记录在学校档案记录中等。
（作者星七二，媒体人，韩国生活11年，育有一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