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关注与思考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东北领土。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积极向中国东北进行试点移民。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更将向东北移民作为基本国策之一，进而推行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原因，表面上是为了解决本国严峻的人口问题与农村危机，但究其根本，则在于永久霸占中国东北，最终实现其“大陆政策”。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东北移民政策对中国东北政治、经济乃至整个东北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日本移民东北的研究呈现出广泛而深入的趋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目前国内学界研究的着力点在于日本移民东北的缘起、本质与影响等方面，鲜有关注是时中国知识界对此问题的认知情况。故而，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认知与反思为研究对象，拟在重构社会心态的基础上，增进对此问题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所限，本文主要探讨上层知识分子以及是时报刊媒介的认知情况。事实上，这些知识精英的认知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对日本移民东北行动的观察与揭露
移民侵略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伎俩，掠夺土地则是殖民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长久以来，日本视中国东北为其发展的生命线，“查日本侵略东北，六十年于兹，所谓大陆政策者无一日不在进行之中”。此外，日本方面还曾宣称“满蒙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它各方面来说，都是皇国日本的生命线……向满蒙进行邦人农业移民，乃是帝国国策上的一个极其重要，又不可缺的重大问题”。日俄战后，日本即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变为其势力范围，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向中国东北推行移民侵略政策。不过，由于国人的抵制，加之日本移民经验与“移民权利”不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移民东北终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对于日本妄图通过移民方式侵占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中国知识界早已有所察觉，故而建议国人积极移民东北，以抵制日人的移民行动。著名学者朱偰即指出：“我国国人，对于满洲移民问题，万不可以其边远而忽视之。”学者彦协亦认为：“试看今日的东三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达极点。所谓经济压迫，所谓文化侵略，种种不堪回首。将来再有大批的日本人移来，则东三省的危机，更不知至于胡底……若不早早从长计算，移民实边，自家来开发东北的富源，以御抗日本殖民政策的前进，则前途的危险，实不堪设想，幸国内有执政责者注意之。”再如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所言：“近世纪末，东北已成远东问题之焦点，北俄南日，争相扩充经济势力于其地。倘不急起直追，促进移民，则我不自谋，人将越俎，天然富源，拱手授人。不仅丧失地利，亦且危及主权。”。但令人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当权政府抑或普通民众，对于东北的关注程度始终不足，最终给日本以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向东北大幅移民。在此情况下，中国知识界对东北、对民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东北局势，并为挽救东北而奔走呼号。他们以笔为枪，全面揭露并大加挞伐日本移民东北的险恶用心，希望能够唤醒国民大众、拯救国家危亡。由此，东北研究成为是时中国知识界研究的“中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为更好地了解与掌握日本移民东北的真实情况，中国知识界重点关注了日本方面进行的舆论鼓吹与社会动员。譬如，南京边事研究会同人即注意到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所刊发的与东北移民相关的言论，并将其摘录到以“研究边事、发展边疆、复兴中华”为己任的《边事研究》杂志当中。“我帝国和国民，是满洲帝国的善导者，是五族协和的中心势力，已经不能仅以像从前那样资本或是技术等间接援助为止境，现在是自进而站在此国土保全的前线，作民族偕和的柢[砥]柱……对内地人的满洲观加以普遍的纠正使同胞对大陆的关心生动起来，以帮助国力的伸张，便是我们的目标。”不仅如此，《边事研究》还以“劝诱其国民移殖东省”为题，细数了“满洲移住奖励游说队”通过安排专人进行主旨演讲、散布宣传品、组织群众观赏电影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鼓动其民众向东北移民的行径。
同时，部分知识分子也注意到，日本为成功移民东北所付诸的实际行动。著名学人马伯援即指出：“‘九一八’后移民满洲，乃为其国策最重大事件。于是由拓务省派遣专门学者组织移住适地，调查班，走遍南北满洲，实地调查。同时委托专门家研究满洲农业者之经济情况，及适应于日本人的经营方式——衣食住及其他生活样式。”此外，还有学者对日本试图借助科技手段帮助移民者适应东北的水土等情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报道表示，日本特拨款五万四千元，用以资助大连“南满铁路卫生局”与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展开专门研究。“满洲医科大学”内，即设置了东北农村居所的模型，用以测验房屋的温度。
洞悉了日本移民东北的种种行为之后，中国知识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纷纷声讨并揭露其实质与野心。对于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向东北移民，所打出的“人口过剩”与“粮食短缺”的旗号，编著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的陈觉即指出，据1931年政治家年鉴的统计调查，1930年日本本部的人口密度为423，同一时期，中国江苏的人口密度为896、浙江为657、山东为614，“是以中国人口较日本为尤密，亟需满洲以为救济，日人竟乃自谓有向中国领土移民之权，则诚属滑稽之至矣”。
《今日的东北》作者千彦禾直陈：“‘人口过剩’这是日本向东北积极移民的重要口实。他借了这一面幌子，硬生生的说东北是他的生命线；他借了这一面幌子，硬生生的说侵占东北是他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他更借了这面幌子，堂堂皇皇的说他向东北积极移民是万分正确的行动。”王检在《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亦赞成上述观点：“日本的人口，事实上还没有到过剩的程度，非但没有到过剩的程度，并且没有过剩的趋势。因此，也就证明，日本的移民东三省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手段，它的目的在实现田中的计划：拿东三省做征服亚细亚大陆，再进而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以完成‘日本大帝国’的计画[划]。”而且，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很多，“如节制生育，改良农业等等都是轻而易举的”，由此可见其移民东北政策的目的意在吞并中国东北。
还有学者表示，日本向东北移民，意在永霸此地。“自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为贯彻其侵华政策，在‘大和民族大陆移动’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实行移民东北计划；想以人口抑制东北势力，做日本永久侵占东北的基础，冀达其二十年后，能移民百万户占东北人口十分之一的目的。”就日本而言，移民东北“尚有一种特殊意义”，即“形式上，固为过剩人口之移殖；实质上，却为领土之延长。因为地理上是和朝鲜相连接的原故。日本在争取世界第二次大战特殊地位的梦呓上，更想造成为‘第二乐土’，以狭隘的国家观念，鼓励一般国民，在最前线上为资产阶级效死。”对此，学者百川指出，日本向东北移民，意在进攻苏联，“自然这次日帝国主义的武装保障满洲移民，大半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表示积极的进攻，或进一步引起日俄战争”。
此外，著名人口思想史学者吴希庸还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论证，指出日本移民东北，准确来说不能称之为移民，而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他看来，人口移动有“四大方式”：“一曰侵入，为低级文化而富有强力之部落，成群侵入较高文化之国度；二曰征服，为文化较高民族向文化较低国度施行压力，其武器兼有强力与文化两种；三曰拓殖，以开辟属地为目的，派遣本国人统治之；四曰移民，为近代最主要之人口移动现象。”吴氏强调，称之为“移民”的特征有三：一为近代移民为和平的人口移动；二为近代移民是自动性的人口移动；三为近代移民为开发性的人口移动。
显然，上述言论不仅昭示了日本所谓的“人口”与“粮食”问题，只是其为永久地侵占东北所打出的幌子，同时也将中国知识界的拳拳爱国心展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无耻行径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广大国人共同抵御外辱的决心。但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移民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他们所发之论，在感性上的抵制多于理性上的分析，并且无法提出切实有效的反制措施，以致丧失了关键问题的话语权。
对日本移民东北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九一八事变爆发仅四月有余，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从而为其在东北推行移民政策铺平了道路。1932年10月，关东军即制定《关于满洲移民要纲案》，明确提出日本农业移民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四项目的。1936年，日本方面又提出“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声称：“二十年后，‘满洲国’之人口达五千万，欲期健全之发展，无论如何，非以大和民族为其中坚份子不可。此项中坚大和民族之人数，至少须有总人口之一成，否则毫无意义。移民五百万人之必要，即在于此。占总人口一成之日本移住满洲后，始能充分指导一切，即就国防言之，因日人既为中坚，亦可安心。”面对日本的狂妄计划，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虽然其内部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认为日本移民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并总结出如下三点主要原因：
第一，东北自然地理情况的影响。东北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为山水相连，浑然一体。拉铁摩尔指出，东北有三类不同的地区，一为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二为西部的草原，三为东部及北部的森林，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特征，但它们的天然界线却不十分明显。由于地理纬度较高，东北的冬季不仅漫长而且十分严寒。其中，又以黑龙江省最为寒冷，吉林省次之，辽宁省则相对较暖。据傅恩龄主编的《东北地理教本》记载：
北部以地近寒带每年于清明节前后始解冻，阴历四月草始萌芽，然亦有时降雪，至六七月则骤然溽暑，草木怒发，禾稼繁茂，然朝暮仍凉，深秋八月草木荒落，九月河水结冲，十月以后行旅则有堕指裂肤之忧矣。在北纬五十一度以北，自阴历十月至翌年四月下旬，六个月间全为冬季。中部地方地势高亢，无以御北方寒气，又有寒流自鄂霍次克海沿日本海而南下，本部适当其侧，故夏季高华氏一百度之时甚少，至冬季严寒降至华氏十度以上时为期甚长……南部地方以沈阳而言较吉黑为暖，至辽东海岸常多湿气，山岭高峻则每带云雾，大都为海中蒸气所凝结。至若辽河流域士[土]地平坦，尤温暖宜人，统观全省夏季有华氏七十度至九十之热度，冬时降至华氏二十度以下。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却认为，东北的气候特征，并不足以影响其移民政策的全面推进。时任日本拓务大臣的永井柳太郎曾指出：“满洲的气候，大体上看来，确乎不能积极引诱日本的移民，但我们仍须记得，有若干区域的气候是适宜的，而且经过了可靠的测量工作后，一定还有相仿佛的区域可以发现出来。何况在现代技术发达的环境内，一个人适应于不习惯的气候，不是什么一件志愿的问题，而是一件技巧的问题了。”
与之相对，中国知识界则普遍认为，东北的自然地理情况为日本移民东北无法取得成功的一大主要因素。洪思齐在《日本大陆移民之失败与其原因》一文中说道：“东北不特纬度比日本北而且其气候亦较为大陆性，冬季酷寒；日本之气候则较为海洋性，除黑海道及本道北端高地外，为亚热带即中国南方气候”。因此，他认为中国东北与日本气候环境相差甚远，日本移民自然感到困难。而且，东北各区雨量变化与植物生长周期与日本迥然不同，土地利用方法与日本农民固有习惯亦不吻合，因此这即为日本移民东北失败的地理原因。学者田文彬亦指出：“东北气候冷峻，空气干燥，与日本内地不同，故日人之移居于东北者，其疾病与死亡率，皆较日本内地为高。据关东州调查：东北三省日人患传染病者，较日本内地多至七倍以上，日本儿童在东北之死亡率较日本内地也高至二倍。这种气候的不适合，当然影响日人之前往移殖。”
第二，日本移民资本的短缺。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如是，既使日本的财政支出膨胀不已，且基本为军费开支所垄断。掌握了这一情况的中国知识界由此得出了日本的经济只是表面繁荣、移民东北所需费用可能会力不从心的判断。“假如日本对满洲移民，期有所成，必得采用极端保护政策，如此则预算培[倍]增，在满洲得长期有大量之驻军，否则，满蒙移民徒只唱空论耳。”“农事移民是最费钱的，迁移开垦及一切设备，都不是少数金钱所能办到。此等费用，若由日本国家负担，这种钜大的永续性的负担，恐怕不是日本目下财政状况所能支持。”
因此，学者龚骏指出，囿于移民资本的限制，日本方面不足以持续支援东北移民计划。在他看来，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按照职业划分，农民与工人很少，反而公司、银行、商店的职员，以及艺伎、女招待、公务员、教育家、医师和交通职员人数较多。所以，他总结出四点：第一，“公司，银行商店职员之多表示中间榨取阶级之多”；第二，“艺伎娼妓女招待之多表示植[殖]民地暴发户之多及植[殖]民地风气的弥满[漫]”；第三，“公务员等之多表示统治阶级的现象”；第四，“交通职员之多表示经济侵略大动脉满铁是如何的在努力榨取着”。由是，日本移民东北的“景象”可见一斑。学者喆云有言：“在日本没有立足的贫苦农民，卖去了家里的一切带着妻子儿女，想到黄金天国的东三省去。但是借着移民公司的费用，到了东三省去了之后，依旧要终日劳动，收获之后，还租还债，所得便难于糊口。况且土地是荒芜的，耕种既难，改换旁的生涯，早已被捷足者先得了，至多不耕田去做劳工罢了。所以移住东三省的下层日本人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况且出了国门，家产荡然，那里再有回故土的希望呢。因此移殖到东三省的日本人真正的农民是不多的。”
更有学者表示，日本的倒行逆施很可能会引发其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混乱。“日本因强占东北与施行武装移民之结果，军费支出骤然增多，致加重日本国内人民之负担，使恐慌之情形，益趋严重”。而且，“不特犹未收初步的成效，抑不能缓和解救其目下农业恐慌。反之，益促其农村危机的深化，且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日爆发。”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仅仅依靠向外移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际民生的问题。诚如龚骏在《各国移民研究》中所言：“移民现象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对于劳动力吸收作用失去了确实性而不能把农村上的一切过剩人口全部容纳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现象，是产业资本主义发达不均等，农业资本化及农业上各种社会关系的后退性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日本只有勇敢的近代化，她本身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的解决这种‘相对的人口过剩问题’。”
第三，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移民侵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自发组织各种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决死的斗争。学者张启贤指出：“然而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日人似乎故意地忘记了东北不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半开化区域。这地方有三千万的中国民族，这些人和中国内地民众有数千年共同的历史，自来具有很强的生存竞争力。日人似不易，至少在短时间不能消灭或日化这些坚实忠真[贞]的中国人民。”东北史地专家卞宗孟也表示：“吾当从过去日本移民东北之成绩验之，吾更尝就现代日本经济关系与国民生活状态推之，绝不信今后之东北，能有脱离我民族悠久之史的关系以去也！谓予不信，请拭目俟之！”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生活标准之差异”与“劳力所获之差别”，以及日人“安土重迁”等因素，均会导致日本移民东北的失败。诚如学者王检所言：“大凡想移住国外的人都希望他的生活程度向上，倘使移住生活程度较低的地方，非但感觉难堪，并且不能够和当地的人民竞争，结果必归失败。东三省的生活程度很低，同日本内地的生活程度相比较起来，低二倍以上，无怪内地人不愿移往了”。学者俞省羞还注意到，日本拟用朝鲜移民进入东北，以此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此次日人对于移民政策无法进展，即拟改用鲜人移殖东北，而将日人移殖朝鲜。更有一种计画，即利用鲜人之‘游牧性’，将其已开拓之地，归日人转垦，而令鲜人另辟新地。”但是，朝鲜民众明显并不支持此“计划”，因此他最终做出“日人移民东北政策决难收效”的判断。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当局业已总结先前移民东北失败的原因，但却始终未能从本国国情方面加以分析，而是一味地致力于改变其所认定的外部不利条件。因此，其结局正如中国知识界所预判的那样，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日本向东北移民必然遭致失败。有学者即指出，“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盛唱‘满洲是黄金世界’，‘到满洲去’的口号之时，在他们的脑膜中，似有一种莫大的憧憬。总以为移民东北是解决自身人口问题不二法门；而必须竭全力以行之。其实：依据各方面情形考察起来，其前途正未许乐观；虽然在他们的脑海里有那些预计，有那些方案”。而且，就实际情况来看，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多在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居住，充任伪国官吏，或从事于荼毒社会之事业，至于深入东北内地，从事于农工事业之移民，为数究属极少”。面对移民东北的失败结局，日本也只能颇为无奈地称其为“满蒙开拓团的悲剧”。
日本移民东北引发的深刻反思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除了频频通过报章媒介发表他们对日本移民东北的看法外，不少研究者还深入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从而为学界研究东北移民问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随着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研究的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近代以来国人对东北的忽视，非但不利于此地的发展建设，而且还给东西方侵略者以可趁之机。此后数年，中国知识界始终在不断反思和总结这一方面的缺失。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东北，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著名教育家潘仰尧即观察到，“日本国民上自政府，下至农人，无一不知满洲，无一不羡满洲，即无时无刻不以满洲为目的物。”并列举了日本重视东北的种种表现：
一、各学校中地理教材，以满洲占重要位置，文字之不足，加以图画，图画之不足，加以模型，教师有所讲，讲满洲，学生有所问，问满洲，各人办公桌上，必有一满洲地图。中等商业学校，每年必派最高年级学生赴满洲实地考察，事前有计画[划]，临事有指导，事后有报告，读其论文，观其调查书，目光之锐利，见解之真切，令人可恨而又可畏也。二、各地方演讲会中，多以满蒙为重要资料……。三、日本铁道局时时举行满蒙视察团，排日程，定目的，规定人数，减低旅费，务使日本人于满蒙之情形，真知灼见，澈[彻]底了解而后已……。四、日本出版物中涉及满蒙问题者，有专刊，有巨著，有定期刊物，内容资料，俱重事实，重调查，有精详之图表，有正确之统计，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处，其出版物已有二百余种，此外零星纪[记]载，与私人撰述者，更不一而足。
反观中国，九一八事变前，国人对于东北却并未投入过多关注，乃至普遍忽视了该地区的重要地位。而且，傅恩龄曾指出，国人在东北问题方面存在两处谬误：其一为“东北问题之人的对象”，其二为“东北问题之物的对象”，即国人谈及东北问题，往往只与日本联系起来而忽略他国，其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东北各大城市，对于东北边疆区县则是置若罔闻。具体到中国知识界，同样也只有极小一部分学者观察到其他国家对于东北移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冯至海即为其中代表。1928年，他注意到了美国对东北移民的研究：“年来，直鲁难民，分道出关，移殖东省，其现状在今日之世界中，殆无其匹……则去年以来，渐有国际科学团体视为最重要之移民事件，并从中日两国人口粮食问题上着眼研究其事实。如美国地理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社等，皆以东三省为现世重要‘殖民地带’之一，用科学方法，以期将来于实际上有所贡献，此其最著之例也。”对此，冯氏强调，“我不自谋，人必越俎，窃愿唤起国人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是时国内东北研究严重不足的现象，中国知识界无不捶胸顿足。一如著名学者冯家升，即在《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与《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等文中对此现象多次给予痛斥。他指出：“关于西北，吾国学者虽逐渐有系统之研究，其在东北，则向吾人过问。自乾隆钦定之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热河通志等书出现以后，经过吉林外纪，吉林通志，黑龙江外纪，一直至今未有多大进步。”而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研究，却是“不论古今，不论那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有鉴于此，冯家升悲愤地表示，“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愿我国人醒一醒吧！”
再如民国四川大学学生赵石萍，他认为：“至于中国之于东北，等于藩属一样，在前，乃是抱不闻不问主义，其实并不是不愿闻和问，乃是不敢闻，不敢问。所以在过去，东北已成了一个独立之国了。”学者张印堂亦指出：“但日人谋我东北既如此逼切，反视我辈作主人的同胞对自己的土地有何认识，关心是否密切呢？然而若不首先使一般国人明瞭东北的史地及其在政治经济上关系中国的重要，焉能振其其恢复我东北的决心。日本的武力不足怕，所怕的是国人缺乏对东北史地的观念。”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并尝试向东北展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国人方由迷蒙中惊醒”。
可以说，东北局势的危急深深刺痛了中国知识界。“近年以来，国人以国势之阽危，对于边疆问题渐渐注意，边疆问题与边疆地理之著作，时有所见，此固因大势之所迫，而国人之不似以前对于边疆问题之渺不关心者，亦可知矣”。有感于先前的麻木迟钝，加之日本移民东北的前车之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大声疾呼，倡议学界必须认真研究东北移民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即表示：“移民问题是东北最重要危险的问题，如果我们连这东北的人口及土地问题都不加以注意，那末恐怕连东省的空架子，也将完全给日人拿去了。”
诚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的暴露出来了。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值此国家危难关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高度关注日本移民东北问题，屡屡呼吁国人重视东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试图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促使国人自觉的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学者黄造雄即号召中国知识界在国难日深的紧要时刻，要有“埋头硬干”的“新态度”，担负起“振兴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新使命”。而这，也就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知识界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
随着东北研究的深入，中国知识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东北绝不可失，“东北为中国富源之宝藏，为北方之屏藩，东北一失，中国绝难幸存。故东北之存亡，即整个中国之存亡”，“东北者中国之领土，实则乃中国之生命线也”。徐正学在《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中写道：“宜乎日人移民东北之再接再励[厉]，而视之为生命线也。愿吾国人须知，东北如果成为日人之‘生命线’，则同时必致立即变为中国人之‘死命线’，万无庸疑。依此言之，吾人不欲生存则已，如欲生存，必以收回东北为先决之条件也。”对此，著名学人王卓然总结道：“吾国之至今日，吾人惟有自恨，惟有自己恨‘没出息’，于日本何怨。按之物理‘力永向抵抗力小之路线进行’，故今日中日局面，不是日本人太强，而是中国人太弱；不是国际不帮忙，而是中国不自助；不是外患问题，而是内忧问题，此吾全国同胞所应明白认识者也。有此认识，而后可以读国难痛史，而后我国始有再生之望。”
九一八事变前，“中华民族”概念虽已流传，但其认同符号的功用显然未能充分体现，概念层次上的“同”远大于“异”。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东北的态度着实较为“冷漠”，普通民众对于东北的关注程度亦是参差不齐。但中国知识界却能始终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研究东北史地，坚持文化抗战，以此刺激国人，警醒民众。由此，彰显了中国知识界民族觉醒的广泛性与自觉性。正如傅斯年所言：“‘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我们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观的情感，我们以这一年的经历，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是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知识界基于抗战爱国意识，聚焦于日本移民东北问题，撰写了大量细致入微且不乏真知灼见的报道评述，并以此为契机，着手进行东北研究。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参与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此，有学者指出：“故中日交涉，当以九一八最宜省察，最宜自觉，最宜团结，不省察，不自觉，不团结，则中国自破屏藩，东亚自毁长城，仅仅满洲之独立，满洲之不为中国所有，皆无远大之目光，乌足与语国际大事者哉。”
期间，多数学者顺应时代潮流，将自身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强烈批判日本移民东北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呼吁政府奋起反抗，积极收复失地。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为刺痛了中国知识界，使他们陷入到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中，继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忱。诚如学者胡鸣龙所言：“东三省三百数十万方里之土地，为我烈[列]祖烈[列]宗积数十百世的艰难缔造所得，吾人始终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我国人民应享有来往移住之自由，暴日以武力挟持东北傀儡，而今复以毒辣之手段，禁止我农工出关，东北与内地之连属关系，已至千钧一发之时。吾人必据死力争，以保持我民族生存之唯一生命线。”
尽管中国知识界的所言所行没有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最终决策，但他们发出的声声呐喊，在帮助国人识破日本吞并中国的意图以及增强全民族抗战决心、凝聚抗日共识、提振民族精神等方面，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便有表示：“九一八后，国民痛感亡国之可危……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有鉴于此，张氏提议在《大公报》上开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
在拳拳爱国之心的驱使下，中国知识界不断奔走呼号，希冀“以文救国”，逐渐唤醒中华民族，逐步改造中华民族，继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大业。“走向抗战”因而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中国知识界的这种探索精神与爱国热忱，还推动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此后，“东北学”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中国边疆研究迎来第二次高潮。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2期，作者董学升为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