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乡村振兴发展非农产业非常重要，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治理值得关注
每经记者张宏 每经编辑陈星
近期，在“姚洋说”节目录制之后，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就数字经济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的话题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
姚洋认为，过去十几年里，许多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推动，一方面是由于返乡创业，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各地基层政府积极为当地提供支持，帮助大家通过线上渠道销售产品。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改变整个城镇化进程，使乡村最终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追求会发生分化。人们不再将进入城市或留在一线城市作为唯一目标，许多人返乡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
他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村振兴不应单纯强调经济，因为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正在下降。乡村振兴要壮大县域经济，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非农就业。此外，乡村振兴也包括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振兴和治理。
NBD：近年来，一些大学生选择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工作，他们认为与农业相关的工作能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较小的压力，同时这些大学生的到来也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思路。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姚洋：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追求会发生分化，不再将进入城市或留在一线城市作为唯一目标，许多人可能更多地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
我认为从事农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亏损是自己的，盈利则更令人高兴。对于那些已经在大城市打拼过的年轻人来说，当他们想明白了，可能会选择回到乡村。我预计由于生活所迫而回到农村的人可能较少，毕竟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更多，薪资水平更高。更多的人可能是追求内心的平静才会选择回去。
NBD：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推动是否会带来新的人口迁移？
姚洋：这是肯定的，但我预计规模不会特别大。大学生回到乡村从事农业，他们更可能从事的是特种农业，即那些附加值较高的农业。这样的需求本身并不会太大，肯定会吸引一些年轻人返乡，但不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减缓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速度。因为现在居住在农村也很舒适，没有必要进城。他们可以在网上销售产品，物流也很方便，我预计这会产生一些影响，但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结果，这只是一种猜测。现在看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就会趋于稳定。如果城乡差距缩小，那么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就会减缓。
数字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能够让人们在农村地区也能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因此，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在农村，他们可以拥有一栋大房子，前后有院子，空气质量好，没有交通拥堵，也没有城市中的紧张氛围，他能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
NBD：当年轻人想要回到农村时，他们可能面临抉择。一方面，农业的成本回收速度较慢；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那么，年轻人应该如何平衡长期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短期现实利益回收较慢的问题？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
姚洋：如果年轻人选择回到农村，他们确实不能期望快速赚钱，因为农业有季节性，至少需要辛苦工作一个周期，才能有所收获。但我认为，年轻人回到农村，应该不会单纯从事传统的农业。他们从事的应该是特色农业，并且要有一个能够将产品成功销售出去的路径，不能一时冲动就回去。
NBD：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是怎样的？要实现乡村振兴，有哪些能力和基础设施有待提高？
姚洋：我个人的感觉是，当我们今天谈论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时，不能片面地追求农业生产。这是一个老思路，即通过农村农业生产来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个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实际上，现在乡村要振兴，非农产业发展非常重要。我也观察到，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变成了居住的地方，很多人的就业实际上转移到了县城。
因此，我提出要把农村地区变成一个宜居的地方。人们可以住在乡村，享受乡村的舒适生活，但就业应该是开放的。
我们一直在讨论数字经济下乡，过去那种只关注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形态已经过去了。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销售产品，基本上都是特色产品。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大规模、高销量卖粮食，这是不太可能的。
此外，乡村治理也是一个问题。农村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的问题可能比农业问题更加复杂。
NBD：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什么？
姚洋：我认为乡村振兴不应单纯强调经济。只强调经济是不够的，因为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单纯的农业收入不能支撑农村居民达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水准。
我们在推动乡村振兴时，不应总是考虑如何将产业引入乡村，而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具有成本优势，资本或企业下乡应该提供辅助性服务，如喷洒农药、提供机械等，而不是一味将农田生产规模化，因为规模化生产成本太高。
在这种情况下，兼业是必然的。因此还要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城的经济水平，让大家都有机会从事非农产业。
这样乡村就会振兴，大家收入有了保障，我们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进行乡村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
我们现在的留守儿童数量仍然庞大。有研究表明，农村的孩子在三岁之前接受的外部刺激较少，因此智力发育普遍较慢。这是智力发展方面。
心理健康方面，许多留守儿童都交由爷爷奶奶照顾，而老年人群可能也要外出就近务工，自己的年龄、身体、心理状态可能也很受限，如何能照顾好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因此，乡村振兴除了将注意力放在农业生产方面，社会建设、基层治理也非常重要。
NBD：哪些非农产业适合在农村发展？
姚洋：实际上，农村适合发展很多非农产业，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不污染环境，就应该允许尝试。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就是好产业。我们不能用城市人的思维来想象乡村。
农业本身无法使所有农民致富。个别人通过农业致富是可能的，但要让整个村子或乡镇的农民收入达到与周边城市居民相同的水平，难度非常大。
有些人主张规模化经营，这并不是简单易行的。很多农业项目是通过发展民宿和观光农业，提高了附加值，才能实现盈利。因此，我们应该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在不违反国家土地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到农村发展非农产业。
NBD：当前的平台经济为农业发展，包括民宿和农业周边产业都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平台经济与相对弱势的个体农业从业者之间话语权的不对等。除了监管，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纠正这种话语权的失衡？
姚洋：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中的小店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平台经济具有规模优势，而小商小贩通常是单打独斗，有时会受到平台的挤压。
全球范围内，行业协会是维护自身权益和自律的主要方式。例如，日本的农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本，田间种植的西瓜不能直接从农户手中购买，必须通过农协购买，这实际上是通过农协来定价，组织起来获得谈判地位、提高价格。
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也有类似的经济组织，除了纯组织外，还有经济合作社等，但大多数地方做得不够好。一方面要联合起来与平台谈判，另一方面还要进行行业自律，避免因为价格战导致无利可图。
NBD：传统的农业模式通常是先投入后收益，如果从零开始投入，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育才能获得较大的收成，而且还可能受到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在日常调研中，您是否发现了一些模式，可以平滑农业投入和农业收益的波动性？
姚洋：对于大宗商品来说，这不是问题，因为大宗商品有期货市场。但对于水果这类无法储存的商品，就只能依靠市场来调节价格，因此实际上“果贱伤农”比“谷贱伤农”更为严重。
所以对于水果蔬菜这类商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批发市场，现货价格每天都在波动，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有些公司会与农户签订长期合同，约定不管现货价格如何波动，都以同样的价格购买。
国际大型商超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们国家的一些超市应该也在这么做，但这需要时间。比如WholeFoods（美国全食超市）这样销售高端食品的超市，它们就很关注原产地，有固定的供应链，需要进行抽查。
在美国，超市负责对所售商品进行抽查。如果超市声称某种商品是绿色食品，那么一旦消费者发现商品不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他们有权对超市提起诉讼。
NBD：平台经济和乡村业务是否有一些新的可行的结合模式？
姚洋：这需要市场来决定，让人们去尝试，市场会发现机会的。我们坐在这里空想，是不会比市场里的人能想出更丰富、更可行的方案的。
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