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谈丨在清华大学展示“礼运东方”，为什么是山东？
转自：上观新闻
□周学泽
10月18日，由清华大学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次特展，展期延续到2024年1月14日，共展出涵盖我省十六市50余家文博单位的440件精品文物，其中近半数为一级文物，这是我省首次在首都举办全面反映山东古代文明发展史的大型综合性展览。
本次展览分为“日出初光，饰节以礼”“海岱惟青，玉礼四方”“王礼在鲁，天下久传”“图画天地，碑传千古”等七个单元，通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将山东古代文明串联起来。清华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介绍，两年来，策展团队多次前往山东省挑选展出文物，希望观众能够透过新石器中晚期到夏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了解山东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据悉，特展“礼运”二字典出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言论或思想之真谛的《礼运》，《礼运》为今本《礼记》的第九篇，其借孔子的“喟然而叹”，论道了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
山东到北京清华大学举办“礼运东方”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山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无论是文物实证还是文字纪录，都说明山东是中华礼仪制度形成的重要来源。关于中华礼仪制度的起源，国内学界尚存争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一种宗教仪式，其中山东是重要的礼仪制度初创地，举世闻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在山东首先发现。
今年7月，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介绍《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项目进展和成果时表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以山东为主题的海岱地区贡献了制度文明，比如以大汶口文化表现出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规范，对中原的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中原地区到后来形成的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来自于山东地区。”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认同礼制起源于祭祀的观点，他表示，礼制和祭牲关系十分密切，且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商和周是分别发源于两个不同地区的势力集团，商人起源于东方，是东夷族的一支；周人则起源于西方，一度与游牧民族势力相互交融。甲骨文卜辞所记商代祭祀用牲，以牛、羊、犬为主，其数量动辄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有时甚至多达一千，饮料祭品“鬯”（郁金草和黑黍酿的香酒）的数量多至百卣（酒器），这些祭牲中的“仪器”和各种“仪式”，反映出商代赋予祭祀重要的社会职能。
这些见解，建立在山东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见证于各种文献记载。“以山东为主题的海岱地区贡献了制度文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早在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500年）表现出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规范，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2022年3月，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岗上遗址恰好对应了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的证明。岗上遗址出土不少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钺以及杖形器等，这些都是古代重要的礼器，是器用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岗上墓葬中，玉钺或石钺集中出现在高等级男性墓葬中，同时也还出土一些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骨杖形器、陶鼓、龟甲器等礼制随葬品，均为重要礼器。高级墓葬中存在“三连棺”的棺椁结构，表明当时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私有制、家庭等也都出现了。棺椁即棺材和套棺（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生有轩冕、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绞衾、圹袭之度。”因此，棺椁埋葬方式属于礼制范畴。这写发掘成果表明，山东大汶口文化是中原器用制度和棺椁制度的重要源头。
其次，山东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证明了殷商文化“东来”，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济南市章丘区）而得名。在1930年和1931年的挖掘中，既发现了牛胛骨，又发现了蛋壳黑陶。殷墟的标志性文物就是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城子崖发现的卜骨年代更早，二者建立起联系。卜骨是宗教和礼仪祭祀器物，但更重要的是蛋壳黑陶的发现，龙山文化之所以命名，就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
蛋壳黑陶是重要礼器。蛋壳陶杯以“黑、光、亮、薄、轻”为特征，平均厚度不足0.5毫米，最薄的仅有0.3毫米，有的全器重量只有40克左右，还不到一两。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制造这样既薄又轻的器具也绝非易事。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蛋壳陶杯过于轻薄不禁磕碰，即使位高权重的部族首领，使用起来也战战兢兢，古人为何不吝成本做如此费力不讨好的事，结论是唯一的，它本来就不是日常用具，而是在重大礼仪活动中，表示地位和尊崇的礼器。
龙山黑陶证明殷商礼仪制度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可分割，还成为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重要器物。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掘后，认为仰韶彩陶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彩陶和乌克兰特里波列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进而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中国知识界很大震动。城子崖黑陶的发现，则证明了“中国文化东来”。这个“东”，即城子崖所在的海岱东夷人生活区，因为河南安阳殷墟里也发现了和城子崖相似的黑陶，而年代晚于城子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城子崖黑陶，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这就说明殷墟的黑陶来源是城子崖，从而证明商朝殷墟文化是本土起源。
其三，鲁国融合周文化与东方文化，是著名的礼仪之邦，有“礼尽在鲁矣”的美誉。
周朝建立之后，诸侯国鲁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典型的“礼义之邦”。首要原因是，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伯禽来到鲁地，把一部分周制带进来。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说伯禽“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伯禽施政重视俗和礼，把殷人的习俗变成了周俗，革殷礼为周礼。
根据《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的记录，显示鲁国当时以周礼而闻名：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公”指齐桓公（？-公元前643），“臣”是仲孙湫。齐桓公想吞并鲁国，大夫仲孙湫认为不行，原因就是鲁国还遵循着周礼，而周礼是立国之本。一百多年后的鲁昭公（公元前560-前510）二年（公元前540），晋国的韩宣子更是声称“周礼尽在鲁矣”。
周礼在鲁，不但有文字记录，而且有很多青铜礼器为证。1977年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了大量造型规整、器形优美的青铜器，其中包括西周时期的鼎、甗、盨、盘、匜等。在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等地，也有不少周朝时期的青铜器。比如，临沂沂水纪王崮春秋大墓共发现了青铜器物200余件，其中有七个青铜鼎，体型硕大，造型精美——春秋时期天子九鼎，这是当时象征顶级权力的重要礼器。在青岛胶州和淄博沂源，出土了西周青铜方彝。方彝不但是中国商周时期古代贵族进行礼仪活动时所使用盛酒器皿，也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这次淄博沂源博物馆选送的西周垂幛纹铜方彝，就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礼运东方”特展。
在考古学上，文字重要，但文物更重要，文物和文字相互佐证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山东是中华礼仪制度形成的重要源头，既有考古实物证明，又有文字记录证明，充分说明山东在中华礼仪制度形成中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这也是“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能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