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数字检察推动健康证明领域治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问题是老百姓最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也在关注着检察机关如何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和许多人一样，之前对于食品、公共服务安全问题的理解局限在产品自身，很少想过从业人员的健康的问题。后来我从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那里了解到，食品和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每年要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只有通过了健康检查，才能从事相关职业，这就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机制设立的初衷。但是检察机关在履职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居然做起健康证明的“生意”。
我了解到，2023年，西城区检察院在办理伪造证件类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手机地图App，检索北京城区有健康证明办理需求的餐饮、洗浴等经营场所电话，主动联系相关场所经理、领班是否需要上门办理健康证，为相关人员伪造健康证及体检报告单。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相关案件被移送到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检察官告诉我，最初，对于这类案件该怎么办理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在检察官联席会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面对问题争议，该院领导建议实地走访调查一下，与其坐在办公室“唇枪舌剑”，不如实地调查看看健康证明在制发、使用等多个环节是否存在漏洞。于是，青年干警们就利用下班、周末等时间，到饭馆、理发店、美容店等从业人员需要办理健康证明的场所，跟工作人员“聊天”，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健康证明的实际情况。有的部门干警还以从业人员的身份，走了一遍健康检查流程。最终，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检察官们在诸多线索中发现了问题。
原来，北京各区都可以办理健康证明，并适用全市，但由于市、区二级均未建立统一的健康证明数据库，区与区之间、医院与医院之间数据不互通，因此行政机关在进行检查时，缺少辨别真伪的直接抓手，往往只进行“形式检查”，较少开展真伪检查。
我以为检察机关会针对已经移送的线索就案办案，让我没想到的是，检察机关的思路是“数据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其实，我作为人大代表也时常参与北京市检察机关的一些活动，了解到不少关于数字检察、数字赋能的检察实践。我认为，依托科技应用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大有可为。就比如该案中，检察机关从个案出发，探索建用伪造公文证件印象监督治理模型开展类案监督，通过刑事案件中的购假人员信息与健康证明电子系统中的后台数据碰撞，最终发现了347名至今仍未持有合格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涉及41家商户，并均已移送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政机关收到后也同步开展了健康证明领域的专项检查，对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实处罚。
关于履职中发现的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数据壁垒等问题该如何解决？检察官告诉我，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会同区属三家行政机关签署会议纪要，推动制定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治理协作意见，就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调查、结果反馈等方面进行细化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治理协作机制，助力行政机关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打通数据堵点，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推动健康证明领域长效治理。
我认为，“检护民生”这项护佑民生福祉的工作，它不应该只着眼于个案办理，而应该把视角投向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项机制等的完善。行政检察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希望检察机关以后能像办理健康证明这个案子一样，借力数字检察，为携手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维护民生民利持续贡献更多检察的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