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次崩溃》：全球化常常从危机中走来
转自：长安街知事
是什么推动了全球化，即什么使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加强，而它的脆弱性又在哪里？人们普遍将全球化现象视作某种势不可挡的自我驱动过程、一个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并将它们归因为技术的变革。按照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宣扬的定义，这种变革在某些时候被称作“现代经济增长”。然而在现实中，相互关联性是一种不均匀的、不稳定的发展，受到人们对混乱与危机的集体响应的影响。在那样的时刻，价格——或者抑制价格的企图——会生成引导反应的信号。它们那种悠悠球般的动作可能会让人困惑和迷失方向，它们会鼓励新的思维方式，有时能产生效益，有时却危机四伏。
本书展示了过去200年全球化及其转折点的新历史，研究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七次经济危机——19世纪40年代末和1873年发生的股市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萧条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危机——其中一些危机最终推动市场朝着劳动力、商品和资本市场更加跨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而另一些危机则推动了实质性的去全球化。
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灾难年代。饥荒、传染病、金融市场崩溃都出现在这个年代。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全球一体化如何使世界走向社会和政治动荡。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冲击并没有逆转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相反，各国政府减少了贸易壁垒，贸易得到了增长，资本流动性增加，人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来往，移民不仅是对社会和政治贫困化回应，还反映了新繁荣所带来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是一场重大的供应冲击，石油生产国联盟一度利用各国对石油的依赖试图重塑世界，其他大宗商品生产国也试图效仿中东生产国。最终，世界走向了更大程度的全球一体化，以确保越来越多的强劲供应来源。吸收供给冲击的一种方法是容纳更大的通货膨胀，但很快就很明显，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破坏了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使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与另一个集团对立。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通货膨胀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给出的答案，为新一轮全球化设定了议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北大西洋主要经济体的需求所造成的负面冲击接近于“大萧条”所造成的影响，而强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美联储当时采取的政策措施，在避免全面崩溃或“大萧条”重现方面非常成功。不过，他们也制造了一个显然不可能解决的退出问题：如何解除这些政策措施？每一次尝试都产生了新的冲击，比如2013年的“缩减恐慌”，当时美联储在讨论缩减证券购买计划，利率随之上升。因此，政策界开始沉迷于原本作为短期补救措施的政策。
令人熟悉的历史力量将驱动后疫情时期的“再全球化”。当前世界面临巨大挑战，不仅仅是新冠疫情，还有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就是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化已经开启新的循环，其挑战将是寻找学习和适应的途径，在不牺牲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效力。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样，金融和货币创新或通货膨胀将驱动革命性的改变。2021年及以后，危机的记忆将促使国家和政府适应并作出改变，正如他们以往所做的一样。
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最新挑战中，从最初对进一步贬值的担心，到后来对通胀飙升的警报，我们首先要直面的主要社会和经济问题与全球化进程并非直接相关。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人民一直担心教育、医疗保健、迅速增加的老年人群体的护理以及住房成本的上涨。其中每个方面都因为大流行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教育受到干扰，学校和大学因传染的危险而关闭。学习转入了数字模式，但一些更弱势的学生发现无法上网或存在问题。生活环境的不平等因此而放大。严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立即让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与危机相关的对其他基础病的忽视、对慢性疾病的治疗不足，以及缺乏新发病率的判断，都可能产生长期后果。疗养院里的老人被感染，病人被移出医院。这场危机给老年人照护的管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让很多老年人不愿想象未来的自己进入这样的养老院。拥挤和简陋的住房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大量更富裕的人逃离了市中心，到他们可以远程工作的新地方寻求更大的空间。
在这些出现危机和挑战的领域，技术提供了改进或逃避的可能性。在每一种情形下，解决办法都不会受到国家边界的限制。教育方面，可以通过电子渠道更充分地获得高质量的教学。在医疗保健方面，有远程医疗和应用人工智能评估公共卫生挑战。教育和医疗保健，如果以数字方式提供，可以来自于世界的另一端。对于老年人的照护，人们更多地讨论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机器人帮助更多老年人留在自己的家里。在住房方面，数字游民打开了新的前景，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远程工作。技术和全球化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答案，就像它们在从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那时的教训和现在一样简单，全球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