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庆华评《破碎的生活》｜回首二十世纪：一代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雅劳施著，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1月出版，476页，108.00元
对于欧洲以外的人来说，当代德国常常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或惊讶。例如，为什么德国人不太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而非“德国人”？在涉及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为什么德国人最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此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为什么曾经出现过纳粹政权的德国反而成为西方世界最稳定的力量呢？
要理解德国人对民族主义、战争和暴力的态度，关键在于他们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上半叶所经历的历史。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KonradH.Jarausch）所著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这本书不是一本抽象的历史学分析和概论，而是基于七十多位出生于一战结束和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人（或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出生者”）的回忆录所描绘的这一代德国人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柏林墙倒塌后，许多德国退休老人开始撰写回忆录，回忆自己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战争、逃亡和灾难。这些自传性文字大多作为私人的家族记忆留存下来。其中一些人希望在回忆录里向他们的后代讲述家族的背景以及自己在二十世纪惊心动魄的经历，字里行间常带有说教的口吻；而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一种心理疗愈的方式，希望通过解释过去为某些曾经的人生选择辩护。
雅劳施致力于根据这些普通人的回忆，将许多个不同的个体命运和集体叙事融为一体，撰写一个世代的集体传记（第3页）。在书的一开始，他列出了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七十多位主人公的个人简介，其中着墨最多的所谓“核心人物”（在书中被提及八十次以上的）有十七位。从社会阶层来看，有百分之十的样本来自工人阶级，大多数依然是中上层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至少百分之十是在知识分子圈中已知名的人，如彼得·盖伊、约阿希姆·费斯特等；从性别来看，三分之一的样本来自女性，三分之二来自男性；从政治倾向来看，只有少数样本来自曾经的纳粹狂热分子、纳粹政权的批评者或受害者，大部分是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
雅劳施选择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原因是，这代人的生命经历囊括了二十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他们的父母亲目睹了一战，他们的童年成长于魏玛共和国，青少年时期在纳粹政权下度过，成年时面临二战的爆发。
书名的题眼“破碎的生活”是雅劳施对这个世代德国人的精准总结。他们的自传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在二十世纪经历了生活的破碎感。这种破碎感的来源是，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从快乐的童年走向动荡的青春期，再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成年期，而是不断地与萧条、独裁、战争、贫困等出人意料的历史挑战进行斗争（363页）。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二战为分水岭。第一部分讲述了从一战结束到1939年战争开始之前的历史，第二部分讲述了二战期间的情况，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二战之后的局面。
在大多数回忆录中，德意志帝国往往被描述为一个美好的过去，而一战和战后的混乱则体现在父母的挣扎中。令雅劳施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都提到了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拥有相对积极的童年记忆。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就个人生命周期而言，成年人回忆自己的儿童时期往往带有粉红色的滤镜，人们更倾向于聚焦于这段时间内个人幸福感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即使当时局势艰难。其次，从晚年回忆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其与后来发生的纳粹暴政和二战浩劫进行比较，那么这段魏玛时期显然也是相对积极的。
在二十世纪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纳粹政权发起的战争和种族政治的暴力是留下深深烙印的关键时期。那些属于“魏玛世代”的德国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并迈入成年阶段。全书九个章节里有四个章节探讨了纳粹帝国时期，其中一个章节写战争开打之前的六年和平时期，三个章节写战争打响之后的六年。
对纳粹帝国时期的青少年来说，最初的生活经历主要是参加青年军团体活动。虽然这些团体通常夹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灌输，但人们回忆的重点主要还是青少年们郊游、社交和玩耍的记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纳粹上台而有太大的割裂。对人生计划的破坏真正开始于二战开打时，青年们被征召上战场。学业中断、军事纪律和致命的危险使得这些失去了整个青春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幻灭；特别是当后期资源匮乏、德军败相已露的时刻，他们不得不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怀疑和幻灭感。
雅劳施希望将视角从高屋建瓴、聚焦高层政治的大历史转向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也因此，本书大多数回忆录来自所谓的“非政治性的普通人（apoliticalfolk）”（第4页）。然而，一方面，雅劳施从未停止将这些历史人物放置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解释；另一方面，看似“脱离政治的”日常生活史视角在处理纳粹帝国时期的德国时常遭遇尴尬。例如，本书的开头描述了一位德国妇女回忆自己如何带着小孩躲避1945年3月维尔茨堡的空袭。如果放弃政治框架的解释，那么德国人在这里就仅仅是“受害者”、纳粹暴政和二战浩劫的“幸存者”形象了。同样地，当引述保罗·弗伦策尔在海峡岛上单调无聊到像“田园诗般”的战地日常时（117页），这样的叙事实际上忽视了在这个日常生活背后的德军奴工压迫和暴行，似乎将这个德国大兵视为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机器，因而摆脱了普通德国人在其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在纳粹政权下的生活回忆中，除了少数受害者的回忆录，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忆并没有太多涉及纳粹政权对受害者的影响。雅劳施指出，许多这些自传性文字表明，牵涉进大屠杀的普通德国人数量既不像某些持辩护立场的人所声称的那么少，也不像某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所声称的那么多（217页）。他敏锐地指出，回忆录的作者们大多认为自己未能抵制疯狂的元首的诱惑，因此最后有被元首和纳粹政权背叛的感受（94页）。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那些“非政治性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到、听不见、未曾听说纳粹政权的受害者，这或许可以是事实，但这恰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和残酷性——历史会寂静无声地走进暗巷，最残忍的暴政伴随着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安稳“日常”。
二战结束后，在自由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之间的冷战对峙下，德国人在分裂的德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拥抱西方的西德人经历了经济奇迹，他们的回忆聚焦于家庭生活、职场成功和个人成就，而这也符合了当时“恢复私人生活空间”的社会潮流（301页）。此外，丰富的影像资料也是自传的一部分，反映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例如，战后西德的影像资料集中于车、房和度假等象征人生成功的标志。而在叙述东德人的战后历史经验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们最初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实践……最终两德统一又让他们感受到了另一个时代和生活的巨变。
针对雅劳施所写的这一代德国人而言，历史的“结局”（至少在他们写回忆录的当下）是美满的，这也反映了柏林墙倒塌后西方主流思想对于“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当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通常以“永远不再”允许独裁、战争或大屠杀这三重禁令作为结尾（376页）。雅劳施对于二十世纪末的“新德国人”成为“人权、和平主义、社会团结和生态保护”的坚定拥护者（375页）赞叹不已。他认为，造就今天改过自新的德国人的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反思过程（359页）。在他于2015年出版的《走出灰烬：20世纪欧洲新史》一书中，我们能再次读到这样积极昂扬的精神。对雅劳施而言，从战争和灾难的灰烬中汲取教训是二十世纪欧洲史（尤其是德国史）的重要历史遗产。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雅劳施著，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1月出版，476页，108.00元
对于欧洲以外的人来说，当代德国常常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或惊讶。例如，为什么德国人不太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而非“德国人”？在涉及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为什么德国人最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此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为什么曾经出现过纳粹政权的德国反而成为西方世界最稳定的力量呢？
要理解德国人对民族主义、战争和暴力的态度，关键在于他们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上半叶所经历的历史。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KonradH.Jarausch）所著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这本书不是一本抽象的历史学分析和概论，而是基于七十多位出生于一战结束和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人（或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出生者”）的回忆录所描绘的这一代德国人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柏林墙倒塌后，许多德国退休老人开始撰写回忆录，回忆自己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战争、逃亡和灾难。这些自传性文字大多作为私人的家族记忆留存下来。其中一些人希望在回忆录里向他们的后代讲述家族的背景以及自己在二十世纪惊心动魄的经历，字里行间常带有说教的口吻；而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一种心理疗愈的方式，希望通过解释过去为某些曾经的人生选择辩护。
雅劳施致力于根据这些普通人的回忆，将许多个不同的个体命运和集体叙事融为一体，撰写一个世代的集体传记（第3页）。在书的一开始，他列出了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七十多位主人公的个人简介，其中着墨最多的所谓“核心人物”（在书中被提及八十次以上的）有十七位。从社会阶层来看，有百分之十的样本来自工人阶级，大多数依然是中上层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至少百分之十是在知识分子圈中已知名的人，如彼得·盖伊、约阿希姆·费斯特等；从性别来看，三分之一的样本来自女性，三分之二来自男性；从政治倾向来看，只有少数样本来自曾经的纳粹狂热分子、纳粹政权的批评者或受害者，大部分是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
雅劳施选择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原因是，这代人的生命经历囊括了二十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他们的父母亲目睹了一战，他们的童年成长于魏玛共和国，青少年时期在纳粹政权下度过，成年时面临二战的爆发。
书名的题眼“破碎的生活”是雅劳施对这个世代德国人的精准总结。他们的自传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在二十世纪经历了生活的破碎感。这种破碎感的来源是，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从快乐的童年走向动荡的青春期，再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成年期，而是不断地与萧条、独裁、战争、贫困等出人意料的历史挑战进行斗争（363页）。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二战为分水岭。第一部分讲述了从一战结束到1939年战争开始之前的历史，第二部分讲述了二战期间的情况，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二战之后的局面。
在大多数回忆录中，德意志帝国往往被描述为一个美好的过去，而一战和战后的混乱则体现在父母的挣扎中。令雅劳施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都提到了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拥有相对积极的童年记忆。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就个人生命周期而言，成年人回忆自己的儿童时期往往带有粉红色的滤镜，人们更倾向于聚焦于这段时间内个人幸福感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即使当时局势艰难。其次，从晚年回忆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其与后来发生的纳粹暴政和二战浩劫进行比较，那么这段魏玛时期显然也是相对积极的。
在二十世纪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纳粹政权发起的战争和种族政治的暴力是留下深深烙印的关键时期。那些属于“魏玛世代”的德国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并迈入成年阶段。全书九个章节里有四个章节探讨了纳粹帝国时期，其中一个章节写战争开打之前的六年和平时期，三个章节写战争打响之后的六年。
对纳粹帝国时期的青少年来说，最初的生活经历主要是参加青年军团体活动。虽然这些团体通常夹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灌输，但人们回忆的重点主要还是青少年们郊游、社交和玩耍的记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纳粹上台而有太大的割裂。对人生计划的破坏真正开始于二战开打时，青年们被征召上战场。学业中断、军事纪律和致命的危险使得这些失去了整个青春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幻灭；特别是当后期资源匮乏、德军败相已露的时刻，他们不得不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怀疑和幻灭感。
雅劳施希望将视角从高屋建瓴、聚焦高层政治的大历史转向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也因此，本书大多数回忆录来自所谓的“非政治性的普通人（apoliticalfolk）”（第4页）。然而，一方面，雅劳施从未停止将这些历史人物放置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解释；另一方面，看似“脱离政治的”日常生活史视角在处理纳粹帝国时期的德国时常遭遇尴尬。例如，本书的开头描述了一位德国妇女回忆自己如何带着小孩躲避1945年3月维尔茨堡的空袭。如果放弃政治框架的解释，那么德国人在这里就仅仅是“受害者”、纳粹暴政和二战浩劫的“幸存者”形象了。同样地，当引述保罗·弗伦策尔在海峡岛上单调无聊到像“田园诗般”的战地日常时（117页），这样的叙事实际上忽视了在这个日常生活背后的德军奴工压迫和暴行，似乎将这个德国大兵视为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机器，因而摆脱了普通德国人在其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在纳粹政权下的生活回忆中，除了少数受害者的回忆录，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忆并没有太多涉及纳粹政权对受害者的影响。雅劳施指出，许多这些自传性文字表明，牵涉进大屠杀的普通德国人数量既不像某些持辩护立场的人所声称的那么少，也不像某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所声称的那么多（217页）。他敏锐地指出，回忆录的作者们大多认为自己未能抵制疯狂的元首的诱惑，因此最后有被元首和纳粹政权背叛的感受（94页）。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那些“非政治性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到、听不见、未曾听说纳粹政权的受害者，这或许可以是事实，但这恰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和残酷性——历史会寂静无声地走进暗巷，最残忍的暴政伴随着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安稳“日常”。
二战结束后，在自由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之间的冷战对峙下，德国人在分裂的德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拥抱西方的西德人经历了经济奇迹，他们的回忆聚焦于家庭生活、职场成功和个人成就，而这也符合了当时“恢复私人生活空间”的社会潮流（301页）。此外，丰富的影像资料也是自传的一部分，反映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例如，战后西德的影像资料集中于车、房和度假等象征人生成功的标志。而在叙述东德人的战后历史经验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们最初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实践……最终两德统一又让他们感受到了另一个时代和生活的巨变。
针对雅劳施所写的这一代德国人而言，历史的“结局”（至少在他们写回忆录的当下）是美满的，这也反映了柏林墙倒塌后西方主流思想对于“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当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通常以“永远不再”允许独裁、战争或大屠杀这三重禁令作为结尾（376页）。雅劳施对于二十世纪末的“新德国人”成为“人权、和平主义、社会团结和生态保护”的坚定拥护者（375页）赞叹不已。他认为，造就今天改过自新的德国人的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反思过程（359页）。在他于2015年出版的《走出灰烬：20世纪欧洲新史》一书中，我们能再次读到这样积极昂扬的精神。对雅劳施而言，从战争和灾难的灰烬中汲取教训是二十世纪欧洲史（尤其是德国史）的重要历史遗产。
回忆录是基于作者当下的经验对过去记忆的重组和编辑，具有“后见之明”的特点。然而，记忆和经历之间存在着固有的鸿沟，而且在记忆被撰写成回忆录时又有个“转义”的过程。作为史料文本，回忆录未必能为历史提供“佐证”，但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作者通过书写回忆来编织自我意义的过程。回忆录是当下的人与过去自我之间的对话；当下的人将支离破碎的记忆碎片编织成有时间序的、有意义的叙事，以此来建构自我认同和政治认同，并反思个体生命的意义。
雅劳施属于最早注意到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的一批德国史学家之一，自然深谙处理自传性史料（尤其是回忆录）的奥秘。在本书的导言和结尾中，他主要探讨了这些回忆录的叙事策略和“记忆的转义”问题。例如，他指出在战争期间，人们倾向于使用“英雄”或“受害者”的叙事框架，而在战后则更加强调西德经济奇迹背景下的职场成功之路。同时，他也注意到两性的回忆录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更少谈论政治，更多地讲述家庭和亲友，关注人际关系网络和日常生活；而男性则更愿意公开讨论政治，并常常以探险故事的口吻回忆自己的职场经历。
但总的来说，雅劳施并没有深挖这些回忆录作为文本的叙事策略。他认为，他所挑选的主人公在晚年回忆的时候大致诚实，经历与记忆以独特的方式融为一体，变得难以分开（13页）。更多时候，他是在用这些琐碎的回忆片段和日常生活故事佐证大家业已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历史叙述。
这样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固然谈不上新颖，但雅劳施的历史聚焦镜自如地在广角、长焦和微距之间切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的见树又见林的历史画卷。这种兼具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背后依托的是他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的知识储备。雅劳施于1941年出生在德国马格德堡，在十九岁时前往美国求学，于1969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长达三十年余。他是一位罕见地深度参与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体制、在大西洋两岸都极具影响力的德国史学家，曾在1998年至2006年担任位于波茨坦的当代史研究所的双所长之一（当时他每年花八个月时间待在德国波茨坦，四个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该所如今是当代德国史研究的重镇）。雅劳施著作等身，已出版约四十多种著作，研究领域涵盖了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史、两德统一、东德社会史以及东西德的史学史等。他撰写的经典著作有Students,SocietyandPoliticsinImperialGermany:TheRiseofAcademicIlliberalism（Princeton1982），DieunverhoffteEinheit1989–1990（Frankfurt1995），OutofAshes:ANewHistoryofEuropeintheTwentiethCentury（Princeton2015）；他担任主编的著名出版物有和RüdigerHohls联合主编的VersäumteFragenDeutscheHistorikerimSchattendesNationalsozialismus（München2000）以及和MartinSabrow联合主编的DiehistorischeMeistererzählung.DeutungslinienderdeutschenNationalgeschichtenach1945（Göttingen2002）等。在出版《破碎的生活》一书时，雅劳施已逾七十岁，笔耕不辍的他近年来依然不断有新书问世。
二战期间的汉堡，一名男子和邻居交谈。居所被炸毁，男子只能生活在废弃的公交车里。
总结来说，从三个角度来看，本书依然是一本有意义的、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
首先，本书首次处理了大量处于半地下状态的、由普通的德国人撰写的自传文献，这些文献通常采取了之前的德国史著作中较少涉及的“作为受害者的德国人”的角度。
其次，一如雅劳施自身的学术轨迹，他一直提倡将东德的历史经验和叙事纳入以西德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作为一位研究领域涵盖了西德和东德史的历史学家，他显然做到了。
最后，本书主要讲述的是许多个体的日常生活。这种历史视角能有效诉诸读者的历史共情力，为抽象的分析注入血与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和平生活，以及按部就班的个体生命轨迹，究竟是历史的常态，还是偶然的幸运和奢侈？近些年来的新冠大流行同样割裂了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着各国经济体，挑战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根基。世界笼罩在不断升级的俄乌战争阴影下，乌克兰人不曾想到自己将再次见到百余年前世界大战的情景，曾经以为在欧洲大陆将不再见到硝烟的欧洲人发现自己再次站在了核战争的边缘。享受承平盛世已久的人们一脚踏入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或许此时此刻意外地能与本书的主人公们——那些出生于百余年前、感叹“破碎的生活”的德国人——有更好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