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十大考古” 有何特点？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实证”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图据十大活动办公室
3月28日，全国瞩目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考古）正式公布。中国考古学会成员，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霍巍作为终评会评委出席了发布会。
会后，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霍巍教授，他解读了今年的“十大考古”名单，也介绍了未来四川考古值得关注的重点。
入选项目有何特点？
“实证”是评选关键
“近些年因为考古工作发展非常迅猛，每年都有很多优秀的项目进入到终评会。但毕竟名额有限，最终能够进入十大考古的项目，的确有一些基本特点。”霍巍教授说道。
首先，这些遗址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三个关键环节中，对梳理中国文明起源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这里出土的郧县人三号头骨，可以说是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我们取得的新的重要突破。”霍巍教授说道：“又如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它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以往发现的这种过渡时期的材料比较欠缺，它不仅填补了空白，还大面积地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说明了人与火在长时段内发生了互动关系、人地关系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涉及史前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郧县人3号头骨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遗址出土穿孔陶片
霍巍教授提到，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这两个项目，同样在各自原本已有的辉煌成绩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过去发现、聚焦的是点，比如王陵、宫殿，但是今年的发现是在整个都邑的布局方面，因此同样意义重大。”而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作为北宋京城最重要的地标式建筑，对于中国都城史和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北宋船灯
再往更晚时代的入选遗址来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以及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入选的理由则是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中，为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多民族的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这个墓群从两晋一直发展到了明代，持续了1400多年，多个民族曾经将这里作为墓地使用。这也反映了这些民族之间和谐交流、平等相处，共同利用这块墓地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画卷，拥有它独特的意义。”
虽然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的面积不算大，但它表明了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和渤海国，跟中原佛教文化之间的重要联系。霍巍教授说：“这就从正面回应了一些外国学者企图将高句丽、渤海国的佛教文化纳入到朝鲜半岛的荒谬说法，为中国东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阶段，稳定地进入到中原文化体系的事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古港遗址让人心潮澎湃
河泊所遗址让人惋惜
“十大考古”的发布会上，霍巍教授在点评中特别介绍了一个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他看来，这个包括码头、沉船、栈道、建筑、浴场等的遗址群，充分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弥补了过去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方面的一个重大缺失。他补充道，在今年入选的遗址中，尤让他感到心潮澎湃的，就是这个遗址：“这的确是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因为这个遗址把码头、沉船、防水堤、仓库、瓮城连接了起来，我把它形容为‘水陆相连，河海一体’，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观带。这个遗址景观带对于我们认知当时的航标、航道、主码头、祭祀场景和海上贸易景观，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木栈道（北-南）
优秀的项目同台竞争，自然有强者惜败。霍巍教授提到，今年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未能入选让人遗憾。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大量封泥，涉及了益州郡及其下辖属县的官吏名称，他在参观河泊所遗址现场时就判断，这可能是行政机构在处理废弃公文时留下的痕迹。同时，河泊所遗址紧靠滇王墓葬区，距离出土滇王金印的地方仅几百米远，靠近滇王的行政中心。他进一步解释，这辅证了当时西汉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二元结构”：即中央直接实施管理和以土著首领辅助中央政权治理的两种方式。“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国两制’。”
“可惜的是，河泊所遗址以微弱的票数之差没能进入十大考古名单，但评委还是给予它高度的评价。”霍巍教授期待，“未来河泊所遗址在全部发掘以后，能够顺利入选未来的考古十大。”
科技手段突破“史前考古”
四川考古值得期待
时代在进步，这也体现在了考古工作之中。在十大考古的终评会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提到“多学科合作”的科技手段。霍巍教授对此感受强烈。“过去，科技只使用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现在则进入了各个时期的考古工作中。比如，大松山墓群的最晚年代已经到了明代，我们同样使用了人骨的DNA分析，检测出当时的民族可能是以汉族和苗族的基因谱系为主。”同时，对金属器物的成分进行分析，以推测它们的制造地、来源、传播路线，都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022年西头遗址斜圳地点发掘全景
虽然去年四川考古“双子星”——稻城皮洛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双双进入2021年度的“十大考古”，但今年的评选中，四川元素显得稍少了些。霍巍教授倒不遗憾。“考古发现就是这样，我们说有大年也有小年，今年对于我们四川考古来说，就是一个小年。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出彩的项目，好的项目还在酝酿准备。”
继皮洛遗址之后，四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又迎来了桃花河遗址和坛罐山遗址。四川考古学者对古代巴蜀文化中的“巴文化”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五号祭祀坑已经进入室内整理阶段，很多出土的器物也在修复拼对和多学科的科学测试。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三代考古，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中华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些重大问题上，四川都可以贡献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我们拭目以待。”霍巍教授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