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房生活的日子
瞿弦和
瞿佳说:“爸爸,我也要上台!”
瞿弦和与张筠英在西宁小平房的合影
人们都喜欢冬暖夏凉,所以才说“富贵不住东南房”,其实住西房也不舒服,每天的日照时间很短,一会儿就过去了。
在青海省话剧团工作时,我住过一阵子平房,那是我的单身宿舍,后来又成为我与夫人张筠英在西宁的爱巢,也是儿子瞿佳曾经玩耍的地方。
青海剧场的后台与演职人员的宿舍楼之间有块不大的空场,下午五点半演员去剧场后台化妆时,晚上九点半演出结束、大家三五结伴回家时,空场上热闹极了。不知是哪位设计师提议在这里盖平房,中间是南北向的走廊,两边各有五间屋。走廊的光线很暗,大家上厕所时要先往南走,出门洞上台阶右转,闻着味儿就能找到。
屋子有限,我能分到很不易。我的邻居是电影演员张亮夫妇,他们带着两个女儿,住两间。再往前是歌队队长王小洛和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作曲家白智运。我对面住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导演周光辉,其他邻居还有歌队的声乐教师王文和、单身电影演员杨建业、剧团的郭会计一家。住在尽头的是导演王路平和他的夫人吴静英,他们的儿子王兵胖嘟嘟的,很可爱,曾在话剧《艳阳天》中扮演我饰演的肖长春的儿子。长大后,王兵读了播音专业,成为温州电台的播音员。
这十间屋子都是青砖铺地,尽管不潮,砖缝却不易扫净。我的屋子紧挨门洞,冬天刮风时,整面墙都是冰凉的;取暖的炉子倒烟,得套上拐脖才行。
我酷爱绿色,记得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徽下方就有绿色,象征舞台和青春。我把这间十平方米的屋子也布置成“绿色王国”——床头架是绿色的,床单和塑料盖布是绿色的,书桌和椅子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唯一的植物文竹还是绿色的……一进屋,不禁生出冷冷的感觉,有人戏称这是“北冰洋冰棍厂”。
书桌上有玻璃板,可以用来压照片。我把筠英梳着长辫子的彩色照片放在正中,那是当年《人民中国》杂志的封面,旁边放着爸爸妈妈的合照。台灯的灯罩是用剪辑后的废胶片编的,我用了筠英1955年参演的电影《祖国的花朵》的废胶片,灯一亮,就能看见她年少时的身影。书桌有两个抽屉,其中一个专门存放筠英的来信,还有她亲手制作的爱情信物——写有“始终如一”字样的书签和用塑料丝编织的蝴蝶。
夏天,筠英来西宁探亲。由于屋子里没有厨房,炒菜做饭都在门外,刷锅水要倒到门洞外的院子里。她第一次泼水,炒锅的木把还攥在手里,锅却飞了出去,这一幕恰好让住在宿舍楼的同学王稔看到了,他笑个不停……在这间屋子里,还有过许多欢乐的瞬间:我偷懒,假装腰闪了,让筠英给我按摩;我爱吃涮羊肉,曾吃撑到不敢翻身;朝东的窗户上开了一扇小窗,我去剧场后台化妆时,儿子瞿佳从小窗伸出手朝我喊:“爸爸,我也要上台!”后来,他果真为87版《红楼梦》的贾宝玉一角配音。
那年,剧团的总务科搞来一批树苗,说是加拿大的品种,抗冻,在每扇朝东的窗户前都种了一棵。我天天浇水,见树枝上发了芽,格外兴奋,窗外终于见绿。可惜好景不长,天一冷,这排树苗都是相同的结局……
杨建业的那间屋子最小,陈设也最简单,而且没有窗户,我们经常在他家“会餐”,掌勺的竟然是我。为了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筠英给我写了一本菜谱,主要是做菜的顺序,先放什么、再放什么……我炒的糖色备受称赞,我做的花卷,芝麻酱红糖的、葱花咸盐的,特别是用筷子压的花儿,挺唬人。
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男演员决定包顿饺子,我负责调馅儿,杨建业和我一起擀皮一起包。年轻人饭量大,包好的饺子摆了一整张桌子。从没做过饭的周光辉自告奋勇:“你们歇会儿,我来煮。”也就一根烟的工夫,大家进屋一看,问他:“饺子呢?”周光辉说:“都下锅里了。”“啊?”杨建业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躺倒在床上:“完了,全完了!”
是啊,锅又不大,这么多饺子一起煮,肯定都破了。为了化解尴尬的气氛,我调侃地说:“导演,你这导的是哪出戏呀?”我掀开锅盖,浇了两次水,先捞出几个没破的饺子端给杨建业,又与其他人饱餐了一顿青海“尕面片丸子汤”。
站在平房的门洞里,能看见旁边的三层宿舍楼,背阴的窗外都挂着大包小兜——那时候没有冰箱,西宁早晚温差大,人们习惯把生的牛羊肉挂在窗外,借“天然冰箱”保鲜。我也有样学样,把半扇羊肉挂在走廊里,结果第三天早上“羊跑了”。郭会计对我说:“不能挂在走廊里,咱们这是平房!你要是再买生肉,可以挂在我的外屋,这间屋不生火。”郭会计是平房住户中唯一一个不参加演出的,她的年龄比我们大,我们按照上学时的习惯称她“郭老师”。她操着一口西宁话,早起打招呼时会问你:“好着吗?”假如你要去办事,她会问:“阿么辽?”就是“怎么了”的意思。她做的尕面片的大小极标准,是用手揪成的,酿皮子比饭馆里做的还地道(“酿”在西宁读ráng)。每次做酿皮子,她总会给我端一碗:“怎么样?这是地道的西宁味!”
伴随话剧团迁至原青海省艺术学校的大院,在平房生活的日子结束了,我搬进筒子楼。儿子再到西宁时,就不再从小小的窗子向外招手,而是坐在宽宽的窗台上远眺古城台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