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如何寻找最大公约数?
本报记者白波
时隔四年多,备受关注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昨天在首尔再次举行。会晤中,除了中日韩合作机制本身的关键词“合作”外,三国领导人提及最多的一个词便是“重启”。
在新起点上,如何坚守合作初心,共同推动三国合作整装再发、换挡提速,迈向全面发展的新征程,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中日韩三国各界正翘首以待。
合作机制全面重回正轨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1999年11月,三国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方在10+3框架内的合作。2008年12月,三国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动力源,中日韩合作已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三国在外交、科技、信息通信、财政、人力资源、环保、运输及物流、经贸、文化等领域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负责相关政策规划和协调。高官会负责政策沟通。
“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意味着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表示,中日韩三国经济体量大、相互依存度高,合作发展不但有利于地区,也会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火车头的作用。三国合作有利于区域安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三国应该当好和平安全的“稳定器”和热点问题的“减压阀”。中日韩同为二十国集团(G20)、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机制成员,三国合作也有助于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本次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一系列合作共识,标志着中日韩合作机制全面重回正轨。过去几年,疫情冲击下的东北亚地区危机重重,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回潮,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将为三国合作注入久违的政治动能,发挥“以三边促双边”作用,有助于稳定和改善中韩、中日双边关系,拂去笼罩东北亚的“新冷战”阴云。
“中日韩都是本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必须展开合作。”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小野寺修特地用了一个中文成语“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韩关系,他说,本次会议是一个良机,让领导人共同讨论未来合作的各种可能性。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对话可以向各级官员发出重要信号,推动各领域的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容易的角度促进合作
中日韩经贸关系紧密。中国是日本、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而日韩两国均为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国,在华累计投资都超过1000亿美元。
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日韩如何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项昊宇说,一是通过深化经贸合作,满足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二是通过增进理解互信,共同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他列举三方互利合作的关键领域: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提升在RCEP、10+3合作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水平;加强新兴和前沿科技的合作,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并优化升级;扩大人文交流,采取措施便利人员往来,增进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理解和友谊;加强应对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合作;打造“中日韩+X”合作项目,促进共同发展。
“三方合作中,有些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比如日本强烈要求中国恢复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但这个问题源自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在中日韩共同关注的领域,从比较容易合作的角度,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迅速实现三方经济领域的合作。”吕超说,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公共卫生就是三方当前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三方人员往来政策的开放,也非常现实和重要,关系到下一步三国民间经贸往来、跨境旅游、教育合作等。
中日韩都有蓬勃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会议期间,三方同意将2025-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吕超指出,过去韩国、日本的演艺团体到中国进行商业演出,受到民众欢迎和喜爱,中国也有演艺人士在日韩受到追捧。三国的影视产业也相互交流和影响。在三国合作重启后,如果能推动重启过去民间文化交流的热潮,也具有重要意义。
缓和紧张需三方相向而行
“必须看到,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启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面临非常大的难题。”吕超坦言,此次会议前,中日和中韩关系均处在历史低谷。日韩关系虽然表面看起来有所改善,但是领土争议、历史问题并未真正解决,经济纷争也日益强烈,并不像日韩两国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那样“哥俩好”。三国应该认识到合作中存在的困难,着眼长远,求同存异。
项昊宇指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升级,日韩两国存在矛盾纠结的对华心态。未来中日韩合作何去何从,能否切实有效发挥“以三边促双边”作用,还需要三方相向而行,切实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当然,根本上还有赖于日韩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改变偏狭扭曲的对华认知,奉行平衡务实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