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 “教培”亟需“信”规——教育培训行业信用风险预警
近年来，教培机构“跑路”“退费难”等问题层出不穷，让品牌陷入“信用危机”，也给教培市场蒙上一层阴影。曾经坐拥千亿市场的教育培训行业，而今却风云突变。该如何挽救“信用危机”？如何营造和谐稳定、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预付式消费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围绕当前“卷款跑路”现象引发的诸多问题，亟须有关部门出手干预，加强行业监管力度，以“信”规重建信心。
AI时代的当下，少儿编程、机器人编程等科技类校外培训迎来火爆期。然而，自去年以来，各类早教培训项目频频爆雷，一些机构突然“跑路”，员工工资停发，家长退款无门引发广泛关注。对此，一些家长质疑，不少相关培训机构是“无办学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法核验教师资格”的“三无”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规范教培市场，监管要跑在前面。事实上，2023年3月13日，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曾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提醒注意缴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然而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不少家长采用信用卡或电子支付的形式转账，有的甚至从未听说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而相关培训机构在收费时也并不会专门提及该监管平台，这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潜在的信用风险。
教培行业该如何挽救“信用危机”？如何营造和谐稳定、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预付式消费模式持续健康发展？事实上，围绕当前“卷款跑路”现象引发的诸多问题，亟须有关部门出手干预，加强行业监管力度，以“信”规重建公众消费信心。
机构频繁跑路
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近日，知名早教机构金宝贝位于南京的3家门店同时关闭，家长们动辄数万元的预付课费尚无着落。“预付式消费”的维权问题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引发热议。
近几年，早教机构一路扩张，野蛮生长。从“早教第一股”美吉姆来看，高峰时期曾在全国开店600余家，财报显示，2020年至2022年，美吉姆连续亏损3年，累计亏损金额超11亿元。2023年前三季度，美吉姆共亏损1.53亿元，同比扩大91.2%。早教机构单节课程价格通常在200元左右，家长购买一次大课包，费用就达2万元。
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去年以来，包括美吉姆、金宝贝在内的知名早教机构，在深圳、北京等地的多家门店纷纷宣布关店停业，且都存在门店关闭前仍在鼓动家长预付费购买课程或续费的现象。据黑猫投诉数据统计，2023年2月28日至2024年2月29日，黑猫投诉平台共计收到关于教育培训的投诉188115单，其中11%的投诉涉及商家突然失联、跑路或倒闭问题。
2023年8月，北京市民孙晓阳（化名）的女儿所上的某连锁芭蕾舞机构门店工作人员在家长社交群发信息称，由于公司拖欠老师及员工工资，校区无法运转，将闭店关门。此时，她女儿刚上了10节芭蕾舞课程。然而就在闭店前不久，在这家机构北京某门店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孙晓阳花1万多元购买了芭蕾舞大额课程包。这家机构随后发表声明承认，关于闭店原因，是运营成本及管理成本相对高筑，引发现金流持续亏损，“运营异常艰难”。
根据公开信息梳理，近年来，有不少教培机构存在门店在关闭前鼓动家长预付费买课或续课现象，消费者交钱容易退钱却难。对于购买课程就遭遇门店关闭的现象，有家长认为，成规模的教培机构的门店，即使因为运营出现问题而关门停业，也不可能是仓促作出的决定，机构关闭门店前鼓动家长报课、续课，无异于把家长当成“韭菜”进行收割。甚至有家长表示，她所在的家长维权群里共计损失高达千万元。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实践中发生的家长预付费购买课程后因门店关闭而难以退还的事件时有发生。教培机构在自身面临重大经营风险或者其他风险时，大概率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培训合同，且在没有主动告知消费者自身风险的情况下，如果以“价格大额减免”“赠送大量课程”等超出正常经营范畴的方式鼓动消费者交费预购课程及其他服务，并在关店后拒不退费或一走了之，可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消费者财物的目的，涉嫌诈骗犯罪。
与此同时，多位消费者反映，店家“卷款跑路”背后疑似有“职业闭店人”在暗中活动。据调查，目前“职业闭店人”已形成一条黑灰产业链，各环节都运作成熟。而由于短期内频繁变更法人、经营场所等标配“花活”，消费者也面临维权艰难的尴尬处境。
4月10日，珠海金宝贝早教店也彻底闭店。少儿老师刘靓回忆，4月9日当晚，店铺管理层突然通知所有同事前去开会，因为之前刚换了老板，当晚会议由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年女子主持。“会议主持人宣布了闭店消息，这让我猝不及防，因为该店前段时间还在促销，完全没有歇业的迹象。”
刘靓回忆，那位中年女子要求大家签署自愿离职协议，以补发工资的日期为要挟，要求大家“自愿”离职。刘靓仍记得对方在会上说的那句话：“工资什么时候给不是你们决定的，是我来决定的。我不是带着诚意来的，是带着方案来的。”
第二天，珠海金宝贝早教店彻底闭店。店铺门口围满了无法接受事实的会员。据会员王艳霞回忆，闭店之前珠海金宝贝曾给自己打电话推销课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为孩子购买了6000元的课程。然而，这笔钱目前“大概率打了水漂”。
2024年以来，金宝贝在全国上演闭店潮。深圳2024年1月23日连关4家，上海1月24日连关5家，北京1月25日连关8家，广州1月26日连关3家。其中，3家位于南京的金宝贝早教店在3月19日同时关闭的消息登上了热搜。3月28日，风口浪尖上的金宝贝总部发布公告，称“南京市3家门店均由南京加盟商独立运营，公司负责人在未与总部沟通确认的情况下，擅自引入第三方闭店”。
据报道，北京金宝贝、天津金宝贝、上海金宝贝的主体公司都在今年1月陆续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广东惠州惠东县某村52岁男子陈雄生。相关知情人士透露，陈雄生就是所谓的“职业背债人”，而所谓第三方就是“职业闭店人”，原公司老板、“职业背债人”“职业闭店人”相互勾结，已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预付费式商家接连暴雷，教育培训机构、健身房、理发店等成为重灾区。负责人凭空消失、消费者申诉无门、员工无处讨薪已屡见不鲜，就连高知名度的连锁店也频频中招。
“教培机构安全关停”“低成本、零风险、短周期”……在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打出类似广告。其宣称处理闭店事宜全程无忧，负责为机构定制方案，提供相关服务，并且帮忙处理各种问题，“消除您的后顾之忧，不影响家人和生活，让一切都回归正常。”并且强调，有大量各类机构成功闭店的案例，含全国连锁品牌、区域龙头店、“夫妻店”等，操作成本可控。“提供课时转课方案，安排团队上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积极与家长沟通妥善解决。”
事实上，早在2019年，上述产业链就已经在健身、早教等预付制商户之间悄然孵化。产业链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职业闭店人”：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企业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资金，甩清企业绝大部分债务。而在这些商家疯狂跑路的背后，是无数会员“退费无门，投诉更无门”。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职业闭店人”团伙与不怕当老赖的“职业背债人”勾连，通过转移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帮助原企业主“赖账”。“职业闭店人的出现，直接破坏了某些行业的生态。”陈音江说，其背后反映了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预付制监管缺失。目前当务之急是明确“责任划分不明”的监管问题，完善预付式消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顶层设计缺失
预付式监管势在必行
一直以来，面对教育培训这类预付费机构突然撤店“跑路”，消费者大多只能陷入被动，或接受经营方不合理解决方案，甚至直接放弃维权。消费者付费容易退费难、挽回损失难、维权难度大等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在预付消费中面临的普遍困境，类似问题的频繁发生，也折射出其背后存在的诸多“痛点”。
对于早教机构的预付费监管，一直是尚待明确的争议地带，存在“责任划分不明”的问题。目前，多地出台了地方性监管条例和办法，但各地对监管责任的落实主体规定并不统一。“在同一个城市，面对教培店倒闭，可能一个区规定由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另一个区规定由教育部门处理，还有区规定由多部门一起联合处理。这样的情况让有关部门处理预付制商家问题变得复杂，某些部门间甚至出现了互相推诿的现象。”陈音江说。
当消费纠纷发生时，“九龙治水而水不治”的现实情况让消费者维权难，以至于大都放弃维权。以本次南京金宝贝早教机构“跑路”事件为例，当事家长在寻求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时，市场监管部门建议家长拨打12345反映，并表示，市场监管部门不是早教行业的监管部门，也不是预付卡办理的牵头部门，应该是由商务部门牵头主办。而地方商务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早教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是卫健部门，商务部门是临时指定的总牵头部门。如果商务部门监管到预付费资金（不得超过5000元）进入早教公司账户，会找相关公司谈话。
有家长表示，跑遍各个部门后，最后只能选择法律诉讼的方式，而起诉耗时长、执行难，也成为家长维权路上的又一个“坎”。对此，有专家认为，不能任由“九龙治水”现状延续，相关部门有必要通过联合协同或明确责任划分等具体措施切实改变现状。
除监管缺失外，加盟模式的弊端也显露无疑。据了解，“金宝贝”品牌在我国近150个城市拥有400多家加盟中心，各中心独立经营，与品牌方为特许经营法律关系。金宝贝早教客服中心表示，南京中心为加盟机构，是独立运营的，具体解决方案由南京中心自行决定，品牌方只能督促南京中心尽快公布处置方案。
事实上，在加盟模式下，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品牌方的品牌力，信任的是品牌方的商业信誉。加盟方支付加盟费购买的既是品牌方的品牌使用权，更是消费者对品牌方的信任。南京门店“跑路”事件过去近10天后，金宝贝品牌总部发布公开信，就“南京中心不规范闭店”事件致歉，表示将重议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减轻此事件给会员家庭带来的影响。此后具体解决方案如何目前还未可知，但加盟模式下品牌方“利润高、收益高，但责任很小”的制度弊端已现，舆论期待此次事件的发生能让这一制度性缺陷有所改变。消费者愿意支付较市场价格更高的费用选择品牌门店，但同时也应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服务和保障，否则长此以往，在消费者权益不断受损的同时，品牌的形象、口碑以及消费者的信任均会被透支殆尽。
“在闭店之前，因为活动优惠，我又续费了50节课。”有家长表示，在此次南京金宝贝闭店前不久刚刚购买课程，而南京金宝贝在关门前两天也一直在收费。从家长反馈的经历来看，他们对于南京金宝贝早教中心门店的实际经营状况是完全不了解的，或也不排除中心故意隐瞒其经营状况的可能，甚至抱着“能捞一笔是一笔”的心态在闭店前推销课程。
“即便没有职业闭店人，企业老板依然能低成本‘跑路’。”陈音江表示，某些预付制的企业主会虚增运营成本，将企业会员的预付款“洗”成运营费用，然后制造资不抵债的假象申请破产，将亏损转移到会员身上。“比如员工实发工资为1000元，却串通员工在合同上体现为1万元；器材费用实付500元，却串通器材商开出5000元发票……企业如此虚增成本后，账面上往往会呈现出负债累累、经营不善的假象。申请破产时，会员的预付款已经以‘企业亏损’的理由蒸发。”
陈音江认为，预付制监管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少全国性立法层面的顶层设计。早在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曾表示，需要进一步完善预付式消费的相关立法，完善预付式消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然而，由于预付制的特殊性，也让各方出台监管办法时十分谨慎。有业内人士表示，预付制的融资属性对于某些小微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比如开一家理发店成本为100万元，但店主手里只有60万元启动资金。此时，卖卡的预付制收入就能让他补齐剩余的启动成本。专家表示，如果监管合理，预付制能降低小微企业的创业难度，缓解头疼的融资难问题；但如果监管政策出台得不合理，无疑会影响部分企业的运营成本问题。
受访专家们认为，当下，猖狂的预付费商家跑路已经影响了行业健康。许多想好好经营的预付费商家，因为闭店分子的疯狂低价营销，获客成本陡然升高，最终不得不倒闭。眼下，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化解“信任危机”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振消费，离不开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预付式消费模式具有单向性风险的天然隐患，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纠纷频发，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到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伟源认为，预付式消费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的信心问题，所以有必要规范预付式消费模式，加强预付式消费治理，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53条，其中强调要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
4月9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条例》有关情况，明确提到三方面内容：一是设立“书面合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通过书面合同的形式，强化对经营者遵守承诺的约束，降低消费者维权时的举证难度。二是强化“按约履行”的义务。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意加价。如果经营者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针对经营者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服务缩水等情形，《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而且经营者要退的不仅仅是预付款的余额，而是要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违约情况来定。三是明确“事中告知”的义务。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还没有消费的预付款余额。即使经营者没有主观过错，但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显著增加消费者履行成本，《条例》同样也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强调，预付式消费是一种商业模式，涉及各行各业，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领域内加强日常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消费投诉。比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由商务部门主管，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也都有相应的职责，《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罚则，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同时，为防范预付资金被挪用、经营者卷款跑路，各地对预付式消费治理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值得借鉴推广。
北京市朝阳区打造预付式消费资金存管平台，通过“预付管家-资金存管平台”，为消费者搭建集购买、签约、存管、核销、查询、退费为一体的全流程资金存管平台。4月18日，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预收金存管制度，预存比例最高可达100%，这被认为是“健身领域内公认的最严格监管细则”。据业内人士透露，该细则实施后，有“职业闭店人”团队表明“不再接北京地区的业务”。
浙江省宁波市政府部门监督指导的“放心充”平台在经过一年多的区域试点后，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推广运行，为该市预付式消费提供商家备案、资金监管等服务。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也发起成立了“清流联盟”。消费者在“清流联盟”成员企业旗下的健身房购买相应产品，会有20%资金进入监管账户，等服务完成或合同到期，商家可以申请从监管账户中提取资金，协会核实确认后，与银行联系，商家完成资金提取。
广东省深圳市进行预付式经营领域应用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广，采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惠州市校外培训“先学后付”监管平台也于4月29日正式上线，全市首批9家校外培训机构被列为先学后付达标单位，率先实施“先上课、再付费”的收费模式。
各地在地方性法规中加强预付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益实践可以发挥一定的示范性作用。
此外，陈音江还呼吁从立法层面出台“专门针对预付制监管”“带有强制性”“在全国统一生效”的专项法律。“目前虽有多地探索预付制资金监管平台，但鲜有强制要求商家入驻相关监管平台的法律法规，多数时候还是凭商家意愿，自行选择是否加入。”
教育培训行业人士黄珊认为，受中国持续的低出生率等因素影响，一旦早教机构自身的发展跟不上时代需求，在人口出生率下滑的趋势下，未来教育培训行业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或将迎来大浪淘沙的行业洗牌。
“此前‘职业闭店人’背后的相关问题，确实属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号朋表示，《条例》实施后，作为带有全国性、强制性的法律条款，可能会对“职业闭店人”产生影响。比如，《条例》规定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时，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这限制了闭店之前疯狂促销的行为。”其次，《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时，应该提前30天公告。“新规实施后，不管是企业主还是‘职业闭店人’，‘一夜闭店’都将触碰法律红线。”
在信息日益发达的当下，有预谋的“卷款跑路”应该变得有迹可循。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磊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通过企业信息查询系统、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等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金流动情况，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的重要信息变更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并要求企业对消费者定期披露重要信息，将经营者及投资人全面纳入失信惩戒机制；还可以考虑引入风险准备金、责任保险、担保等增信措施，提振消费者信心。
（本文刊于2024年6月刊《中国信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