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重温《秋菊打官司》：值得怀念的时代经典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正如灵动、野性的“九儿”有力回应了莫言“巩俐太漂亮，演不了《红高粱》”的质疑，起用巩俐出演《秋菊打官司》同样是张艺谋力排众议的结果，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导演眼光的“老辣”和演员超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在没有电脑特效辅助，一切依靠演员功力的年代，巩俐为演绎秋菊下了笨功夫，戴着假孕肚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走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的路子。

拍摄《秋菊打官司》时，张、巩二人因之前的数部影片合作，已培养出非同一般的职业默契和信任感，这对不想自我重复的张艺谋，尝试采用偷拍随机取样结合就地设计的创作方式无疑具有帮助。整部影片只有扮演秋菊、秋菊丈夫、村长和“李公安”的四位职业演员，其余全是剧组安排或偷拍的当地群众。巩俐往往不知道摄影机藏在何处，她在银幕上要么混在熙攘的人群中毫不起眼，要么被别人遮去大半，其他影片常见的人物面部特写等设计感明显的镜头在这里寥寥可数，反倒为影片增添了一重纪实、质朴的美感和带有乡野意味的生命力。

《秋菊打官司》的剧情很简单，作为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1.0版本，整部影片围绕秋菊的“不服”和乡、县、市三级告状展开。秋菊家挂着的红艳辣椒和村长家挂着的黄灿玉米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全景镜头中的山间村落亦有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特有的现实主义朴素诗意，影片色彩、构图都带有张艺谋早期独特且浓郁的视觉风格。

之所以花费笔墨描述以上似乎微不足道的情节转场，是因为隔了二十年的时光，后来的观众可以更加从容地从细微处品味这部影片的经久魅力。类似新闻报道，《秋菊打官司》紧贴时代的电影主题同样具有“时效性”。影片上映初期，人们急吼吼地讨论人情、礼法与法制的矛盾，司法普及，乡村女性自我觉醒等严肃社会议题，而今，我们或许还会追问秋菊为什么坚持“要个说法”，她的“说法”到底是什么，但答案显然已不再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唯一重心。  

秋菊几次上告推动了情节发展，影片叙述的戏剧张力主要源于人物性格与所处文化环境之间的冲突。秋菊讨要“说法”的出发点是“面子”和对男人被踢伤影响生育的担心，村长可以赔钱绝不认错也是因为“面子”和对自己被羞辱没有儿子的气急；秋菊希望司法机构给出的“说法”能够挽回“面子”，而后者的调解方式只能局限于经济赔偿或依法拘留势必不能满足要求，故而秋菊认为村长把医药费扔在地上、李公安以村长名义送的点心都不是“说法”。

秋菊和村长虽然是矛盾双方，二者面临的内在困境事实上完全一致，都是社会变革时期乡土宗法伦理、现代法治观念、熟人社会人情世故、底层民间互助道义等多种观念相互杂糅的产物，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说法，他们分享着同样的“情感结构”，这也就是影片结尾秋菊讨来了“说法”却更加糟心的缘由。她追求的“面子”背后有其文化立场，亦有秋菊本人自尊心极强、不妥协认死理的性格推动，但秋菊同时也认可知恩图报，她反复诉说“我就是要个说法，又没叫你抓人”，其内心迷惑所具有的复杂性，正是影片之于所处时代文化面相的精神写照。

时至今日，秋菊的迷茫已经转换为赵丽颖扮演的“何幸福”自带大女主光环的乡村新女性自我成长励志故事，后者自然更甜更爽，可是我们依然会被这部二十年前的影片吸引，会从心底生出一种从前时光慢的温柔。

秋菊一趟趟推着架子车出门，乘坐手扶拖拉机、三轮电动车、公共客车、人力三轮车和公安局长的小汽车走到远方又回到乡村。我们跟随她的目光，看到了乡村派出所活灵活现边演边讲打架经过的青年、县城集市配色浓艳的年画、城市里时髦的青年和外国游客，看到了村长虽然跟她产生嫌隙，村长一家还是对她亲亲热热，看到了山川、风俗和童年，那是过往，也是我们的来处。影片并没有给予秋菊或村长任何一方立场鲜明的支持或批评，摄影机静静地偷偷地只是记录，我们静静地默默地只是观看，却好像回到了从前。

这种难以言说、可以邀请观众进入其中的影像艺术境界，是张艺谋本人后续作品亦难以超越的。《秋菊打官司》之后，《一个都不能少》“纪录风格”走得更彻底，全片没有一个职业演员，然而重复之中带有雕琢；《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也是乡村叙事，却走到了过分美化的小资情调上，至于《英雄》开启的商业大片，就更是另一个路数了。

张艺谋早期电影“红色三部曲”均改编于已发表的文学作品，《秋菊打官司》也不例外，虽然刘恒根据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创作的电影剧本，被张艺谋修改了很多处，但作品的思想性和人文情怀贯穿始终，而这也是彼时文艺创作最为看重的。拍摄《秋菊打官司》时，张艺谋意气风发，巩俐风华正茂，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