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邹城“十六坊”
□孙葆元
古邹县(今邹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古县,也是邹鲁文化的发祥地和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的故里。
据明代嘉靖年间《邹县地理志》记载:“地方二百余里。纵广七十里,横一百五十里。东南至滕,西至鲁齐,北抵泗岱”。
明代,在古邹县县城,曾经耸立着十六座牌坊。
第一坊是“三迁坊”,位于古邹县城南门外,是为了纪念“孟母三迁”。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影响,孟母三次迁移住址,“一迁”是躲避荒芜入心,“二迁”是规避粗暴世风,“三迁”是到学庠附近。“孟母三迁”的传说,在两千年前就揭示了外部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三迁坊”旁边是一座“断机堂”,汉代韩婴写的《孟母戒子》中说:“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喧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曰；‘此织断,能复续乎?‘以此戒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少年时在母亲的机杼旁读书,机杼突然中断。孟母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了?儿子说,吵得记不住了。于是孟母拿起一把剪刀把织就的布匹剪断,以此示意半途而废的后果。孟母以这种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位儒家的先驱。这里是孟子幼年的住所,“三迁坊”现在继续讲述着古老的家教故事。
在古儒学大街西端,立着两座牌坊,分别是“攀桂坊”和“进士坊”。两座牌坊表彰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邹县举人冯瑾。冯瑾于明永乐癸未年间考取举人,因此县衙立“攀桂坊”。次年,冯瑾于永乐甲申年考取进士,又立进士坊。两座坊一前一后并立,冯瑾的家就在坊门后面。
明代,在邹县县街东首,立着第二座“进士坊”,是为了表彰举人姚昇而立的。姚昇是永乐甲午年举人,永乐乙未年考取进士,因此县衙为他立了第二座坊“绣衣坊”。“绣衣坊”在按察分司东首,姚昇也是“一人二榜”的佼佼者。
第六座坊是“青云坊”,立在城西门外,明永乐癸卯年,此间学子张晖考取举人,县衙为他立“青云坊”,予以表彰。张晖后来出任浙江嘉兴县主簿。
第七坊与第八坊又是一人双坊,第一座名为“登云坊”,在儒学街东首,另一座在县衙西,是第三座“进士坊”。坊的主人叫王举,成化乙酉考取举人,因此立“登云坊”。王举于明成化乙未考取进士,登上“谢迁榜”。王举后来出任直隶赣榆县知县。
第九座坊是位于县衙南端的“步蟾坊”,表彰的是明成化辛卯举人付纲,此人后出任黄冈县知县。
第十坊是“攀龙坊”,位于城东大街,居住在此间的士子赵廷麟在明成化丁酉年考取举人,因此立坊,赵廷麟后出任江西都昌县知县。
第十一坊是“世科坊”,位于城西大街,表彰明成化丙午举人付汝励,他中举后出任河南嵩县知县。
第十二坊是“双桂坊”,在邹县儒学大街东,表彰的是一对兄弟李之彦、李之英。立坊的时间志书没有记载,兄弟两人在同一年双双入第,可称是一桩喜事。
这十二座牌坊,立于明代邹县的街衢巷陌之间,何等壮观。这十二座牌坊都是学士坊,是学子们悬梁刺股筑起来的前程之门。人们走过这一道道由牌坊构成的门,都会想到诗书的尊严。
邹县是“亚圣之城”,把学业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凡考取举人者皆立坊表彰,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文风、世风。
明代邹县第十三座坊“澄清坊”和第十四座坊“宣化坊”分别立于县署东西,是公署的两道“衡门”。衡门是“序门”,进入“序门”就进入礼教、伦理的规范。
第十五坊是“城隍坊”,立在城北街布政分司右首,是一座衡门,坊后就是城隍庙。
第十六座坊是“亚圣坊”,在南城门外、孟子庙以西,是孟庙的界首之门。
牌坊是中华传统建筑中的古老制式,特征是两根立柱支起一根横木,横木上刻字,被柱木高高托起,世人所见、立德立威,由此完成了社会的旌表作用。这种制式最初叫“衡门”,《诗经·陈风·衡门》就说:“衡门之下,可以栖居”。唐代衡门大量出现,白居易《赠元稹》诗中说:“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这里的衡门应该是公署大门之外的牌坊,白居易出门迎接同样为朝廷官员的元稹,不穿官服、不戴冠冕,表现的是老朋友之间的随意不拘。
另一个在诗中使用了衡门的诗人是唐朝宰相李德裕,他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四朝,两度拜相。他留下诗句:“稚子候我归,衡门独延伫。”看来他的府宅前是设立衡门的,这句诗说的是,小儿子独自站在衡门前,等父亲下朝归来。这句诗也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高官门第也是可以立衡门的。
衡门的制式发生着变化,承载的文化使命越来越丰富,汉代被赋予祭祀的功能。《晋书·志第九·礼上》记载:“汉兴,高帝亦立灵星祠。”
宋代是中国牌坊的成熟期,有十余座留存至今,它对民风的引导意义与邹城牌坊的设立初衷是一样的。
明清两代是牌坊的盛期,除了用于表彰科第,还用来旌表烈女、忠孝、节义,朝廷则用来表彰政德,邹城“十六坊”就诞生在这一时期。
现在的邹城“三迁坊”金碧辉煌,屹立在文圣路上。
(本文作品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