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庙生新景｜北京第一座城市公园，是它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4年是北京中山公园对公众开放的第110年。
这是一座充满传奇意味的公园，它只有23.8公顷，与紫禁城一墙之隔。1914年，这座明清皇家庙坛被辟为北京第一个城市公园，从此拉开了近现代公园建设的序幕。
庙坛巍巍，百余年来游客不绝、名流往来。循着初建者的初心，一代代园林人在这里写下了传承和创新的故事。
在110岁生日之际，借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契机，中山公园腾退拆除了社稷坛内部分非文物建筑，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休憩空间，有着600年历史的社稷坛，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历史机缘时代需求
从繁华的长安街步入中山公园，似乎蓦地闯入了一个清幽之地。庙坛、古树、水塘、叠石、花房，无不透着大气和雅致。
盖建中是中山公园遗产办主任，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他佩戴的工牌序号却排到了好几百号之后。“我原本是96号。”他解释道，前不久去拜访朱启钤先生唯一在世的曾孙，对方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留一枚工牌做纪念。于是，盖建中便将陪伴自己多年的工牌摘下，赠给了老先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朱启钤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民国初年，他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对北京城展开一系列的改造工程。中山公园的开放是他一手推动的，公园的营建也成为他一生的牵系。
根据《周礼》“左祖右社”的营国定制，明朝的社稷坛建于紫禁城阙右门外的西南处。那里是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坛中所铺五色土由各地纳贡而来，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可以想见，寻常人要想踏足社稷坛，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
民国初年，社会环境和功能正发生深刻变化，西方休假制度被引入，可除了庙会、集市之外，京城鲜有休闲娱乐场所。“历史的机缘与时代的需求相碰撞，才促使第一座城市公园诞生。”盖建中说，政客和贤达的推动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他们抓住了时机，尽己所能推动公园开放。”
朱启钤曾游历欧美，思想开放，见识过作为公共空间的现代公园。1913年前后，他前往社稷坛踏勘时见到森森古树、恢弘殿宇，却因荒废多年而污秽不堪，遂萌生了将其辟为公园的想法。很快，名流们在报章上就此事达成一致，并得到了政府的赞同。
民国四年（1915年）五月朱会长与治副会长、孟副主席、董董事来园视务后在西檀门外土山旁合影（自左起：董翔周董事孟玉双副主席治虑清副会长朱桂辛会长）
1914年10月10日，在对社稷坛进行了简单的除草、清洁后，中央公园开放了，头一天就迎来了上万人。以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衡量，一张门票大约能买六七个鸡蛋。民国时的普通人家大多日子艰难，鸡蛋是偶尔给老幼改善伙食的，用这些钱来逛公园自然是一件略显奢侈的事。即便如此，皇家园林的开放仍令市民感到欣喜万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通老百姓借此感受到了现代国家的自由平等。
中央公园边开放，边营建，1915年之后，陆续增葺了不少山水、亭榭和花木。哪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造景营园理念也堪称先进。比如在文物保护方面，社稷坛作为公园开放其实是“开放式保护”的实践，所有工程一律要报市政工所，并遵循“依坛造景”的理念。也就是在外坛引水叠山、构筑亭榭，建设了梅园、桃园等开放式小园林；在内坛不做大的营建，保留建筑和祭祀氛围，只是新栽了些牡丹、芍药。百余年来，“依坛造景”是公园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延续至今。
中央公园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也很先进。当年，公园营建的一草一木都需要银两，政府拿不出富余的钱，就由仕商阶层组建了董事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管理处。仅半年时间，就募款4万余元。
1928年，为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中央公园正式更名为北京中山公园，先生停灵的拜殿更名为中山堂。
清严偕乐不谬风雅
中山公园内坛的东南角，有一家老字号饭庄——来今雨轩。去那里吃冬菜包子，是一桩烟火气浓浓的文雅事。
来今雨轩有歇山式屋顶，红砖墙，黑筒瓦。大厅挑高很高，摆十余张榆木方桌，铺乌木地板，镶嵌八瓣梅图案的老花砖，屏幕上播放着《觉醒年代》。记者踏访时是工作日，11时刚过就几近客满，食客们的交谈大多轻声细语，并不嘈杂。
这间饭庄几乎和公园同龄，是1915年营建的，名取自杜诗，寓意“朋友欢聚一堂之所”，建成后作为饭庄和茶社经营。“当年，公园里的茶社不止这一家，还有春明馆、长美轩、四宜轩等，定位不太一样，属来今雨轩最高档风雅。”盖建中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今雨轩成为各界名流雅集之地，鲁迅、老舍、梁实秋、张恨水等文人墨客都是老主顾。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也常聚于此，阐述政治主张，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就是在茶社门口发表的。
后来，来今雨轩闭馆多年，总有市民游客过来询问何时开放。2019年，古建启动修缮，2021年6月重新开放，内设少年中国学会和文学研究会专题展，并还原茶社经营服务，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历史氛围。在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中，以“展用一体”为思路的唯此一处。
重张之初，大厅只有九张方桌，后来在参观者的强烈要求下，才又增加了几张。来今雨轩做茶水、点心，着实费了许多心思。
经营者请来了大师傅，按文献复刻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以瘦肉末和四川冬菜入馅儿，面皮松软雪白有嚼头，总体是甜咸口的。包子的外形也很有特点，个头大，状如鸟笼，手工捏褶26个。如今，8元一个的冬菜包子几乎每桌必点。此外还有小菜拼盘、豌豆黄、西点，菜品少而精致。
中山公园建园之初，一条重要的园规就是“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文化底蕴，不搞吹拉弹唱。来今雨轩自是谈笑有鸿儒，其他殿堂亭榭也清雅秀丽，一场又一场文化艺术展密集举办着。张大千、齐白石、金北楼、徐燕孙、徐悲鸿等大师，都曾将作品送到公园展览。
董事会食堂、中山堂、来今雨轩、水榭等地，都是办展的好地方，展览类型也很多样，包括西洋画、版画、摄影、书法等。据记载，从1915年到1938年，共有191个团体、300多个人在中山公园办展，场次不少于1500场，一周办好几次展也是常有的。
传承百年，风雅长存。如今的中山公园也是艺术家们向往的布展空间，2024年春夏之交记者踏访时，南七间房正举办一场名为“郁郁春华芳风咏时”的花卉名家书画展。展区不大，作品统共才66件，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等知名院校的老师，水墨华彩，各臻其妙。
煻花手艺传承出新
中山公园的花展一年四季不断档，是京城有名的看花地。秋天，“春华秋实”展总会如期而至，顾名思义，春花和秋果同室展出，亘古不变的自然节律在花果香气中被消解了，这是源于精准花期调控。
现在，能做花期调控的公园不在少数，中山公园仍是其中翘楚。这里的温室花房——唐花坞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唐”与“煻”通，是用火烘焙的意思，煻花就是在暖房里培育的花，园艺队队长赵海红更习惯称之为“烤货”。
18岁那年，赵海红来到中山花圃，跟着老师傅学做“烤货”，一干就是30多年。煻花的原理不难理解，功夫全在于分寸的拿捏：升温太迟，花朵不能提前开放；升温太急，则容易花量不足。师傅倾囊相授，赵海红有悟性又勤快，不出三年就学精了煻花手艺。
为了让花按照设定的日子开放，园艺队得提前好几个月准备，平时把枝条养得壮实，花儿才有力气，花期才长。“坐上骨朵儿之后，我们一天得去看好几趟。”赵海红说，如果花苞老不动，那一准儿有问题，不但要调整温度，还得精心控制土壤、水分、肥料和风力，牵肠挂肚得很。
园艺队使的都是最朴素的手艺，自个儿晾水、沤肥，亲力亲为。就拿浇水来说，拿一个个大瓷盆盛着水，在太阳下暴晒，晾透了才能用。师傅们手拿一根竹竿，当当当敲花盆听声儿，土干透了才浇水。
起初，中山公园的花期调控技术主要针对的是梅花、碧桃、榆叶梅、西府海棠、小迎春、贴梗海棠等。经过园艺队的精心打理，很多三月开花的植物，可以提前到元旦开放，因此有了“梅兰同展”的传统。
赵海红不满足，仍在不断尝试和创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得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初夏的花儿不好调控，就拿紫藤来说，赵师傅反复试验了五年，才让5月紫藤提前到春节开放，去年，一棵紫藤开了60朵花，今年足足开了120朵，给大伙儿高兴坏了。这几年，园艺队成功试验了紫荆、锦带、连翘、结香等花卉的花期调控技术。
中山公园以养兰见长，内坛西北角的惠芳园是专门赏兰花的地方，也是我国最大的兰圃。门前有茂林修竹，通幽曲径，展室之内，春兰、惠兰、剑兰、墨兰渐次登场。
兰花多生长在南方山间，在北方不好养活，容易干尖儿。上世纪60年代，中山公园开始了“南兰北养”的尝试，朱德、邓小平、张学良当年养的兰花，都送到了中山公园，如今，它们都在兰花师傅的精心呵护下开枝散叶了。
中山花圃专门辟出了兰圃，顶上搭着竹帘挡阳光，地面还得洒水，保持湿润。花圃里足有上千盆兰花，第四代养兰人叶长利从早忙到晚，不敢怠慢每一株。“我们的兰花都是原生种。跟组培苗相比，原生种的性状更好，花型不会变。”他自豪地说。
唐花坞《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1939）
记者：朱松梅
流程编辑：马晓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