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大湾区是内外循环的衔接带，南沙是融合发展突破点
“我在中国内地长大，二十几岁去美国留学，然后回到中国香港任教。”绕了地球一大圈，肖耿在2018年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这一年，他发起创立香港国际金融学会，担任创会理事、创会会长；将工作和生活重心放至深圳，先是在北大汇丰商学院，2021年加入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下称深高金），担任研究院实践教授、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深高金是一家新机构，2017年成立，是深圳市政府为加快金融发展，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按国际一流模式办学及推动政策研究与实践的金融学院与智库。
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发展是肖耿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他看好大湾区发展前景，认为“大湾区是衔接中国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最重要地区之一，有巨大发展机会和空间”。
“我个人经历紧贴国家发展脉搏。”1980年，恢复高考的第四年，肖耿以江西省高考前六名成绩从南昌二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自动控制专业。
五年后，科大选派肖耿出国留学，1985年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本科学的是电子工程，没有成为工程师，但成了有工程师思维的经济学家。”肖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工程师思维深刻影响了他的经济研究方法和路径。
“在读博士时，考虑学一些中国最需要的也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专业，所以选择了研究中国经济。”在美期间，他加入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同在美留学的钱颖一、海闻、朱民等中国第一批留美学人来往密切，每年聚会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博士毕业的1991年，他加入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小组的工作，中国经济是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次年，他受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之邀，来到香港大学任教。
肖耿崇尚实地调研和政策研究与实践，不是闭门埋头书斋的学究，曾在中国香港证监会工作多年，担任主席顾问及研究部主管等职，有丰富金融政策与监管经验。在外奔波闯荡半生，如今他已获颁深圳居住证，如愿在大湾区开启学术研究另一程。
系统思维与经济学
“经济是一个精妙系统。”在采访中，肖耿多次强调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他倡导用“复杂开放大系统”思维研究中国经济。“复杂开放大系统”思维框架由钱学森在1993年提出。系统科学观点认为，研究与实践的对象是系统，影响系统运作的主体也依旧是一个个子系统（人亦在其中），各种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结合仍旧是不断演化的大系统。
肖耿认同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协调和系统计划的重要性。“电子工程研究的是复杂系统，经济本身也是复杂系统。理解系统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在一个关键地方搞错了，整个系统可能出错，甚至无法运行。工程师和经济学家都需要建设性解决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肖耿回忆，大学期间，他想在校园组织同学联谊活动，却找不到一套音响系统。不得已之下，他和几个电子工程系同学跑去工厂找最基本的电子元件，自己动手做了一套音响系统。音源、音箱、功放的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正常，整个音响系统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好的音响效果是欣赏音乐和举办舞会等联谊活动的关键。
“那时交际舞在大学流行，但市场上却买不到好的音响系统，我们当初自己动手做高保真功放系统就大大提高了联谊会的效果，也刚好是学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肖耿坦承，个人成长也是一个系统的演化过程，包括许多偶然因素，“人生很多选择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去美国留学也是偶然。1985年，中国科技大学计划选派一批本科生通过世界银行资助项目赴美深造。当年11月，学校就遴选出十几名学生，肖耿是其中一员；12月考托福，次年1月考GRE，7月就已经抵达美国。
“在美国留学的第一年还是蛮辛苦的。”肖耿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国家每月补贴380美金的生活费，但每月房租就要耗去近200美金，再加上其他开支，生活捉襟见肘。
语言也是难题。刚到美国，肖耿看得懂所有的方程式，但听不懂老师讲课，他就先逐字逐句把本科教科书通读，既学了英文也补了经济学基础，课后再借同学的笔记补研究生课的内容。
1986年，肖耿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学会1985年在纽约成立，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促进国外经济学者参与中国经济学研究，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会员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与中国经济相关问题。”肖耿作为其中一员，与清华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前院长海闻等一批创会会员交往频繁，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力比较，在学会的《中国经济评论》发表。后来，他也当选为学会副会长。至今，肖耿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我们那一代当时只有二三十岁，年纪经历相仿，吃过苦，有家国情怀，都希望用自身所学为中国经济发展做些贡献。”
调研出真知
肖耿重视实地调研，“总是要到一线看看真实情况”。这一风格是受到周其仁的影响。
在美国留学期间，肖耿参与世界银行多个研究项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常翔实，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当时，他在梳理中国经济数据时发现，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劳动生产率高，经济发展也更好。
1989年，他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决定回国前往民营经济聚焦的浙江温州实地调研。肖耿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调研的具体日期、工厂。短短两周内，他和周其仁、刘守英等跑遍了温州，走进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和地方官员、企业家、和工人交谈。
“当时，温州的纽扣厂就已经承接来自全世界的订单。消化不完的订单，在个体户的体系内转包，形成了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链条。”市场自发形成的复杂专业分工运营模式与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实践类似，让肖耿大感意外。
这让他意识到实地考察的重要性，通过双眼看到真实市场才能建立全方位的观察研究体系。“数据只是一个横切面。不调研无法验证数据的真实逻辑，深入市场对经济政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肖耿现在还保持频繁的实地调研习惯。
因为身处香港，肖耿较早地把目光转向珠三角。2010年，佛山的地区生产总值达5651亿元，五年连跨3个千亿元大关。佛山既非经济特区，又不是省会城市，这让肖耿好奇。2011年，肖耿与时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来到佛山寻求答案。此后数年，肖耿多次往返于香港和佛山两地做调研。
六年后，肖耿、张燕生等人合著的《中国未来：佛山模式》及《政府与市场》出版。他们认为“佛山模式”代表了中国正通过不断的改革来驱动经济增长，而成就主要来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佛山专著出版的第二年，他来到深圳。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湾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湾区是内外循环的衔接带。香港面临土地资源不足等发展瓶颈，而大湾区腹地广阔、制造业基础雄厚。”肖耿表示，湾区城市有诸多互补之处，发挥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则需要创新细化制度设计。
“大湾区要长足发展，就要进一步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人才到大湾区就业、生活。”肖耿还提出，大湾区经济融合发展也要优化双循环体系的监管，推动双体系的机制衔接，升级产业跨双循环布局。
今年6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印发。他认为，南沙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是双体系融合发展的突破点之一，有望成为链接及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多样化城市群的新活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