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倔抠

□杨曙明

父亲是我的人生楷模。如果说我的相貌与母亲颇多相似的话,那么,我的性格则与父亲像极了,这是熟识我们父子俩的长辈或朋友,对我的共同评价。当然,任谁身上都会有时代痕迹。父亲和我身上的时代痕迹,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譬如,父亲的“土”“倔”“抠”,在我身上就少有体现。

父亲的“土”主要是体现在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上,尤其是他的着装上。他出生在沂蒙山区沂源县石桥村,可谓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虽然他不到二十岁就成为城里人,但在他身上,到老仍还残留颇多“土气”。他是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部队集体转业成为“公安”后进城的,不过因为他从事的是“侦保”,因而平日里多是便衣着装,极少穿警服。在我们兄妹的记忆里,父亲的着装很是简单,春夏秋冬的服装多是深蓝色的,甚至连夏天的短袖衬衣也是以深色为主。他的罩衣除了中山装就是国防服,以中山装为主,没有其他款式,就连冬天穿的棉袄也都是中山装式的制服棉袄。其实,父亲原本挺精神的,我至今还保存有他老人家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两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穿整洁的中山装,器宇轩昂,可以说压根儿就看不出曾经的“农村人”形象。60年代之后,或许是常年废寝忘食,更或许是那场动乱的磨难,父亲在人到中年之后就疾病缠身,每日都要大把服药,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父亲,身穿深色服装,与他那暗黄的肤色和瘦弱的身体搭配起来,显得特别“老相”和“土气”。那年月人们大都是到裁缝铺去量体裁衣做衣服,母亲曾多次试图让父亲做几件新衣服,可他总是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推辞。

父亲的“倔”主要体现在他为人处世的“较真”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天,父亲接到通知,让他到珍珠泉礼堂听报告。会议通知上特别强调,与会人员要身着正装。那时候,“正装”乃“西服”的代名词,父亲对此很不理解。他说:“谁说正装就是西服?难道中山装不是正装吗?到那天我非得穿着中山装去参会。”报告会那天,他果真就是穿着中山装去了。据他回来自豪地给我们说:“那天参加报告会的人,穿中山装的还真不少,不过他们大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上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个国庆节前,父亲在陪同市局领导到大明湖公园检查节日安全保卫工作时,觉得某位领导发表的“意见”不切实际,而且不是很中听,于是,他的倔劲就上来了,直言说人家不了解实际情况,并当面与之发生顶撞,弄得那位领导很是下不来台。父亲的“倔”有时候也是工作需要,不倔不行。譬如在审讯那些冥顽不化的犯罪嫌疑人时,他靠着倔劲,可以三天两夜不休息,直到把那犯罪嫌疑人“靠”得交代了犯罪事实为止。

父亲的“抠”应是节俭的代名词。他从事公安工作大半辈子,虽然平日里很少穿警服,但遇有特别正规的场合,他也是警服着装。当年在他单位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好几张他身穿警服的照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的合影,那是郭振清来济南拍摄《南征北战》时留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男孩子们很多热衷于穿军装或是穿警服,兄长和我也是如此。那时候我们兄弟俩的身高、胖瘦已经与父亲差不多了,可即便是我们三番五次向他老人家求索警服,抠门的他也不给我们,别说是新的,就是他穿旧的也不给我们。那时我们兄弟俩为此对他很有意见,因为这让我们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

父亲的同事曾经给我说过这样几件小事。他在单位或部门主持工作的时候,对财务开支掌握得特别严格,不是非必要的开支,他是绝对不会签字的。部下去购买办公用品,只要不影响使用,必须要买最便宜的。同志们因为工作需求领取信纸,要按“张”领取而不能按“本”领取,而且在使用过程中,用了正面用反面,不能有丝毫浪费。至于办公用茶、用烟,那是绝对不能公茶私喝或是公烟私抽的。他自己以身作则,对部下要求也严格。“抠主任、抠局长”就是那时部下们私下里对他的称呼。不过,在他的追悼会上,在他那些老部下们敬送的挽联中,大都有“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的内容,同事们对父亲工作的赞赏可见一斑。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实,何止是三年?父亲去世距今虽然已有三十六年,而且我也已经退休多年,但他老人家却永远都是我的人生楷模。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