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大!厉克奥博、徐高、陆挺共话2024年经济
来源:经济学家圈
作者:厉克奥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图左);徐高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图右);陆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图中间)。本文为2024年1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举办的第46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对话实录。
信息量大!厉克奥博、徐高、陆挺共话2024年经济
厉克奥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
首先请教一下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先生,您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您认为最主要的看点在哪?
徐高(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简单来讲,最大的风险还是需求不足,23年看到了国内地产走弱的压力之下,23年比如说汽车行业非常好,出口竞争力非常强,但是因为国内存量被政策打得太严重,所以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现在为止虽然政策暖风频吹,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包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其实都释放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还是比较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24年仍然是一个下行风险比较大的一年。当然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我们考虑到现在政策的预期还是比较强,我觉得24年的GDP增速和23年差不多,也是5%。为什么24年GDP增长目标也放在5%?虽然都是5%,但是因为基数抬升了,所以24年的情况应该比23年要好。大家可能对24年的经济,对政策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看有没有具体的措施出来,所以这是浅层次来讲。
我觉得深层次讲,其实问题相当大,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很多人对于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是认为它们不行了,说房地产不行了,高峰已经过去了,要去地产。基建不行了,债务太多,我们不能搞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模式是让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辉煌的重要原因。地产和基建,很多场合我都讲过,单看地产,单看基建,都有自己的问题,地产就是房地产泡沫,基建是投资回报率太低,覆盖不了融资成本。合起来来看,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很简单,就是地方政府借钱搞基建,基建的问题是因为它有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率非常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不光中国做不到,全球都做不到。所以全球都知道基建是一个好东西,搞起来都复杂,都搞不动,拜登总统刚上台的时候,说美国要搞三万亿的基建,这个数一砍再砍,后来不了了之了。中国因为土地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基建这种投资回报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社会层面,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升,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来变现基建投资的社会效益,然后再来还债,所以基建投资这个账在项目层面怎么都算不平,投资回报率覆盖不了融资成本。
但是在政府层面,把土地收益加上去,这个账就有可能算平。中国基建+地产的模式搞了20年,这是让我们成为世人艳羡的基建狂魔的重要的法宝,我认为很多人他就没有看懂,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坏东西。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论坛上发言。
厉克奥博: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先立后破,是不是我们的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徐高:
我认为是意识到了,但是意识到之后,现在看到的房地产这一块破得过头了,你要去调整,但是政策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出台的还是相对迟缓。而出台迟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认识没有扭过来,还有很多人认为地产就是一堆坏人,基建就是庞氏骗局,政策也只能小修小补,而没有反过来认识中国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和西方是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讲的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差别不代表我们不对。
如果讲24年,认识如果能及时纠偏,那我认为经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否则的话,政策都只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倒逼,挤牙膏挤出来的,但是指望经济能有多好,甚至说我们要去延续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我觉得就比较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深层次的问题。
厉克奥博:
您的观点跟我们发布的报告,观点不谋而合。这个模式过去这些年确实积累下来两个问题,一个是高房价,另外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袱比较重,这两个问题您觉得有哪些实招可以来解决?
徐高:
首先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要转起来,中国经济就是一辆自行车,慢了就立不住,确实是这样的。中国房价确实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房价高的原因是什么?要看清楚这是土地供给的问题,从2004年地产叫“831大限”,所有经营性土地出让只能通过招拍挂手段进行之后,从05年到现在全国土地供应年增速平均下来是负增长,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05年这两个城市一年大概修了3000万平方米的房子,现在上海一年大概只能修1000万平方米出头,北京一年1000万平方米的房子都修不到,供给显著收缩了。你会发现如果你看中国房屋完工面积的增长,过去20年连GDP都没有跑过,所以我们都讲中国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其实有非常大的短板。所以这种情况下,房价怎么不涨?房价之所以涨上去,一直居高不下,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价本来是一个价格指挥棒,一个东西贵了,表明这个东西供给不足,比较高的价格就会引发更多的供给,但中国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导致土地的供给对价格缺乏弹性,房价涨得快的时候,土地供给未必会增长很快。十多年前当时在调控房价的时候,一方面要紧缩银根,一方面还紧缩地根,房价涨的快,还要减少土地供应,那是让房价涨得更多。
另外一方面是空间上,房价涨得比较快的城市,比如说东部的城市,土地供给反而少,土地反而向中西部倾斜,这种情况下价格指挥棒在调节供给方面大部分失灵,房价当然就居高不下。所以要抓住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如果说把土地的价格弹性做出来,在房价涨得比较快的时候,多供地,房价涨得快的地方多供地,房价完全控制的住。
厉克奥博:
我补充两个信息,一个是中国一线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住宅用地的占比是最低的,远远低于伦敦和纽约这些城市。第二,在疫情前,以北京市为例,每年年初会发一个土地供应计划,连续十年没有一年完成过,很多年份出让了60%左右。于地方债您怎么看,您认为这是风险,还是要承认它的历史贡献?
徐高:
我觉得就应该搞地方债,地方债是中国的法宝。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在次贷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都普遍陷入通缩的陷阱,应对通缩,2022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已经讲了一篇重要的讲话,他说通缩确保不发生在这里,已经提出了货币政策应对通缩四步非常规的宽松路线图,第一步,把短端,把联邦利率降到0,第二步,通过QE买长期国债,把长期无风险利率往下摁。第三步,央行买入风险资产,把风险溢价往下摁。如果前三步全部不管用,第四步就是财政大规模搞赤字,然后央行去货币化财政赤字。伯南克说到第四步就等同于直升机在天上撒钱,没有任何通缩,通缩就对应需求不足,没有任何通缩,没有任何需求,这是搞不定的。所以理论上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说日本失去了20年,30年,最近通胀起来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眼看要退出了,很重要的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日本的财政非常给力,包括前期有安倍的三支箭。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是政府创造投资项目,创造需求。另一方面,不是从央行拿钱,从金融市场拿钱,其实很类似于我们看到的伯南克讲的第四步的直升机撒钱,因为我们有现成的工具,现成的工具你不让他用,发现需求不足的问题,通缩的压力都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别的国家没有,我们有。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很大的误区,就是把宏观经济当成微观主体来分析,这是错误的。要知道微观经济主体不管企业和个人,他身处在一个他不能控制,他只能被动接受的环境中,而宏观经济他身处的环境很大程度上被宏观经济自身所决定,所以真正要看宏观经济紧约束,包括债务的约束在哪里,加大它的生产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内需超过了生产能力,那么这个国家的债务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要么你就会形成需求拉动型的通胀,要么你会形成庞大的贸易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债的累积。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内需是不足的,供给能力是过剩的,这个国家债务累积就没有问题的,甚至就需要债务累积,最极端的情况下就像凯恩斯讲的,政府花钱雇一堆人在地上挖坑填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显然是一个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经济体。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你需要在国内创造,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现成工具,融资平台,你不用,你从微观层面上看,你看它的微观投资回报率发现很低,覆盖不了它的融资成本,觉得它是庞氏骗局,觉得它的债务持续不下去,这是没有看懂中国。
融资平台加上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模式,把这个商业模式抛开,在中国这么一个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经济体里面,创造需求就需要有人来做投资,如果不把消费搞上去,就需要有人来做投资,这个时候即使基建投资没有什么投资回报率,你也应该做。
厉克奥博:
您的建议是负债应该由中央政府部门来负债吗?
徐高:
首先政府应该负债,基建是公益性的,对应的是公共资金,中国的特点是政府的债务结构有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债务里面,大部分是中央政府债务。看IMF给的数据,这些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政府总债务的比例,平均在90%以上,中国的比例,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用各种口径去估,大概是20-40%,比例特别低。所以导致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借债,不规范,不透明,连总数都说不清楚,而且有几千家融资平台在借,融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做,但是有各种好的做的方式,就是中央政府发债,发国债来搞基建,融资成本比较低,也清晰透明,这样的话,应该会让这个模式更加可持续。就算中央政府不发国债,模式本身也是可持续的。
厉克奥博:
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学者是有共识的。接下来一个问题提给野村证券的陆挺先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有很多新的转折性的提法,您是否同意,您是否认为2024年最大的看点和风险是什么?
陆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我先说风险,总的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也有信心不足,也许是供给的问题,也有需求的问题。具体说来,首先第一个我们从2024年来讲,首先还是面临着消费方面的问题,2023年支撑我们5%的经济增长,中间的主要一块来自于疫情之后消费的复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到了2024年疫情结束一年之后,很多报复性消费反弹就没有了,基数也高了,再加上2023年我们既没有很明显的收入增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财富,无论是房地产和股票方面,并没有财富的增长,甚至有可能是萎缩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消费也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房地产,现在房地产还是非常明显的处于一个底部徘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可能面临房地产的形势进一步的加剧,我认为这个风险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疫情之后快一年了,保交房的问题在很多三四五线城市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期房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体,这一方面也会受一定的影响,这里面也造成了一些下降的螺旋,或者负向的循环,尤其是在保交房和大家买房之间,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卖房和买地,最终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一些下降的螺旋。
第三个风险是来自于国际的环境,2023年虽然年初的时候,大家对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相对来讲比较不乐观,甚至悲观一些,但事实上2023年最后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都是超预期的增长。2024年不一样了,现在看来各种指标都显示,市场很多指标也告诉我们,2024年全球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是很明显的下降,美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腰斩,日本经济增速可能只有2023年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出口可能还会面临着压力,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出口增速在今年负增长的情况下明显的反弹。
最后一个风险,2023年中国经济还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来自于“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和光伏这一方面大幅度的投资,还有一些高速的产出,还有在有些方面快速的出口,基数也高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现象。实际上光伏组件的价格在过去一年中间已经跌了50%,碳酸锂的价格已经跌掉了70%多,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些方面过度的一些投资的行为,所以这些都会是我们的风险。
如果说到机会,就是在疫情之后一年,我们有一些问题其实存在着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房地产的这些问题,很多政策都已经释放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摆在前面了,大家也深刻认识到了中间的问题。所以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这些方面,有可能我们会在2024年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房地产方面,比如说保交房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在这些方面如果真正通过中央政府出面和出手,2024年将会是全球开始降息的一年,给中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更宽的空间,如果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主动出击,让房地产市场出清,出清很关键的一个标志,就是让保交房得到解决,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这个就是2024年中国经济的亮点。
厉克奥博:
你一上来就提到了消费,去年的数据总体来讲,消费对GDP的贡献很大,但是大家实际感受和实物消费量上涨并不快。前一段时间统计数据说9亿人的收入是低于2000元,中央政府好像迟迟不愿意发放消费券,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道理?我的理解,一个车比如说熄火了,突然给打了一个火,自己就能转起来了,税收也高了,百姓收入也高了,经济增长也起来了,政府可能支出的钱又回来了,从疫情到疫情之前消费乏力,我们一直不愿意推出,您的判断是怎么解读?
陆挺:
这个问题很尖锐,很棘手,首先我认为我们发放消费券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是在疫情中间,是在2020年或者2022年,疫情之后再发一个消费券,实际上它带来的收益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带来的成本会比较高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发放消费券有很高的行政成本,中国是14亿人,我家在香港,香港只有700万人,发消费券比较简单,即使这样,香港直接发钱是所有人都一样,并不是说富人少发一点,穷人多发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行政成本太高了,中国14亿人的发放,就很不一样了。这是第一。
第二,发放了消费券之后,在疫情的时候是特殊情况之下,我们发消费券,或者直接给现金补贴,还算师出有名。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发了第一波的钱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发第二波,什么时候发第三波,发了第一波之后,如果消费起来一点,如果不发第二、第三波,是不是后面经济会面临着经济学上称为的财政的悬崖,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中央不发消费券,不给大家现金补贴,也有另外的考虑。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高度依赖于通过现金的发放来刺激消费,而忽视了经济中间所面临的其他种种的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房地产的问题,大量保交楼的问题,地方财政很艰难的问题。还有在一些改革开放方面的信心问题,在这些方面就有可能使得我们关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依赖于印钱。很多国家印钱了,经济很好,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印钱了,经济不好。不好的例子太多了,不要老盯着好例子,而忘了坏例子。
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应该说发钱是一方面,要注意,如果真的我们要发钱,真的要考虑我们要补助,应该补助什么人?我在一个场合听到大家比较各自的退休工资,退休工资确实能体现我们的特色,首先有一个科级干部退休的,退休工资是10000-12000元一个月,他的太太是企业退休的,大概在3-4千元,还有一位是企业退休的,但是因为从农民转成职工时间比较短,一个月大概是1500元左右,而农民一个月大概100-3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农民退休和一个科级干部退休之后,或者老龄之后,收入差别大概是在70-100倍左右,差距非常大。拿1万元,在小城市里面,每个月的钱是花不完的,但是像我家人一个月只有100多,不超过300元的退休金,在中国的老人中间有1.7亿。
我在有一些文章中间写过,如果真要发钱,我们应该发给谁?首先应该发给因为种种原因被我们所亏欠的人,这些人他们发了钱之后,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厉克奥博:
谢谢陆首席,非常有温度的建议。您生活在香港,您在外资投行工作,去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美元LP资金基本上不怎么往中国投资了,他们是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的市场呢?
陆挺:我们先说光明的一面,我觉得很多人看中国的市场,一方面是羡慕,市场太大了。第二,中国的供应链特别完整,他们看中国首先想到的是14亿的人口,另外一方面,看中了我们庞大的供应链,所以都很羡慕,都想进来。
另外一方面,也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恶化的背景之下,也是因为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限制这些企业投资中国。我们要客观的要看待目前这些投资者所面临的环境。从这些角度来讲,尤其从我们国内,应该更好的做好一些沟通的工作。
实际上在我看来有些是多虑的,但是这一方面也确实需要在对外招商和做各方面解释的时候,尤其在疫情之后,应该做好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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