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王家大院之王氏家风的历史传承之三】薪火相传七百载优良家风惠久远

2023-02-09 15:03:06 - 山西市场导报

王家人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努力，是与商人的“奸”和富人的“不仁”形象彻底决裂。我们知道，个人或者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般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所处时代国家的政策法令赋予各种身份的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比如，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名，另一方面，也在于个人、家庭或行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建立的形象。比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根深蒂固的“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为富者不仁，为仁者不富”的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导致了人们对商人的成见。因此，王家人认为，要彻底改变商人受人歧视的局面，只做政策方面的文章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在改变自身形象上下功夫。这一时期，以王迪、王璠、王玺、王朋、王言、王大纪、王大清为代表的王家人，崇奉“勤劳俭朴，诚信不欺，居利思义”的义商善贾之道和“宽厚仁爱、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富家情怀，秉持“富则兼济天下”的理念，热心公益，扶贫济困，为地方发展教育、修桥补路、救灾恤患等公益事业，做了大量的善事。

当然，王家社会地位的提高，还与朝廷新政策的推出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中后期，朝廷为了解决一时一地的财政困难，推出了鼓励民间捐纳的措施，比如景泰三年（1452）福建、广东缺粮，户部就曾奏请：“欲行本处并附近三司，会同镇守巡抚等官劝谕有能纳米者，三百石以上立石题名……千石以上给冠带以荣其身。”由于这些捐纳换来的官职大多是虚职，仅仅只能“荣其身”；又由于捐纳的数额起点较高，所以成为有钱的大商人提高政治地位的“专利”和捷径。而对于朝廷鼓励捐纳的事情，迫切希望提高政治地位的王家人当然不会作壁上观。特别是到了后来，朝廷捐纳逐渐成为惯例，并且还发展到实职官位。因此，在这个时期，王家的一些商人及其子弟，比如王韧、王廷镇、王大经等人，靠捐纳“异途”获得了学历、官爵，甚至走上了仕途。

除了捐纳，朝廷对户籍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也是王家的商人及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正途入仕的主要原因。

随着商业在明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朝廷对户籍的管控逐步松动。先是通过“客籍”的设置，允许商人等流动人口在客居地入户占籍，后来又通过新设“商籍”“卫籍”等户籍形式，进一步解决了流动人口在客籍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问题。户籍制度的改革，为落籍客地的商人及其子弟在客籍地参加科举考试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时期，王家有王时奋、王大化等多人，通过科举考试“正途”做了官。

【简述王家大院之王氏家风的历史传承之三】薪火相传七百载优良家风惠久远

于是，到明天启年间（1621—1627）的时候，王家出现了迁入静升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振兴。从天启五年（1625）立于王氏祖茔（王氏佳城）的《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王家，已展现出“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的全面繁荣景象。

至此，有明一朝，王氏家族完成了由雇农到自耕农、由农到商、由豪商到大地主，最终士农工商全面兴盛的完整发展阶段。

明代中晚期，王氏还迈出了集中建设家族聚落并建立统一的家族制度的步伐。在这个阶段，富起来的王氏族人，不仅在静升村扩建和新建了钟灵巷、拱秀巷、拥翠巷、锁瑞巷等家族聚居区，将散居星处的族人集中到一起居住，为族人之间“相守于出入，相助于守望”“居行见，疏者亲，亲者益亲”创造了条件，而且在静升西街集资兴建了具有家族中心意义的宗祠。

那时候，祠堂不仅仅只是一家一族祭祀祖先的场所，还是宣讲家族礼法和道德观念的讲堂，是研究、处理族中大小事务的中心，是维持族规家训的监督机构和“法庭”。因此，祠堂的创建，也为推动王氏家风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创建祠堂的同时，王家人还采用通过富裕族人带头捐赠和动员族众集资的方式，购置了家族集体产业——族田和店铺，以其收入祭祀祖先，赈济贫困族人，开办家族塾学，兴办族中其他公益事宜。

这几件事，奠定了整个王氏家族发展的基业，为发展整个王氏家族产业、凝聚族人之间的血缘亲情、培育族人的家族情怀以及建立和维护家族制度规约，发挥了纽带作用。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南明反清复明拉锯战……局势的动荡不安，使王家各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与打击，王氏家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延续数十年的低潮阶段。

1664年清军入关后，为了削弱和压制反清力量的发展，清王朝在内地实行了严厉的禁养、禁贩运马匹和括马政策。

这种严格的禁马政策，一直延续到康熙十年（1671）之后，才渐次有了松动。

马禁一经放开，一直在内地从事货物贸易活动的静升王氏第十四世祖王谦受，就瞅准了这个大好时机，决定将行商的主战场由燕齐再次转向口外。他带领三弟王谦和等一帮人，先从内地将茶、盐、铁器等货物贩运到口外换成马匹到内地贩卖。由于马禁初开，民间需求量很大，所以短短一年多时间，王谦受兄弟便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一年多以后的康熙十二年（1673）底，王家的生意因时局动乱再次出现了困难。

当时，由于对康熙帝撤藩决定不满，三藩先后发起了反清叛乱。先是平西王吴三桂率军由云、贵开进湖南，进而又占据了四川。接着，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反清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吴三桂的干儿子——陕西提督王辅臣也在宁羌叛变了，战火燃烧到了晋陕边境，平阳府近邻陕西，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入清以后，历经明代200多年兴衰起落的王家经商者，已经认识到家族的兴衰与国家的治乱紧密相关。于是，以王谦受兄弟“捐马平三藩”为标志，“家国情怀”成为王氏家风的重要内涵。同时，王家也因捐马义举，获得了山西援剿提督陈一炳赏识，获得了“为官军筹运军需”的委任。王氏家族再度开始涉足官商。

清康熙十七年（1678），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接着，又借口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进军内蒙古乌朱穆沁地区，与清王朝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为了确保边疆安定，维护国家统一，三次亲征漠北，平定噶尔丹叛乱。

为了解决军需问题，朝廷组织了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王家也位列其中，成为最早为清代官军提供军饷保障的主要晋商。

后来，王家的商人在保障军队供给的同时，逐渐将生意扩大到与蒙古族的贸易之中，他们分出一部分商队，专门从事内地商品和蒙古畜牧产品的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厚道的王家人把诚信经商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了赊销的办法：先将从内地带来的货物赊销给牧民，并承诺在收款期到达之前出现了质量问题，买家可以随时换货、退货。到了约定收款的时间后，他们还允许牧民用自己的畜产品折价支付。王家商人的厚道与诚信，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也赢得了当地牧民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