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成本病：不平衡增长的烦恼与不合理诊治的危险
作 者：王瑞民（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 源：比较
“成本病”是“病”吗？
伟大的经济学家鲍莫尔先生，半个世纪前抛出了“成本病”这一重磅经济学概念（１）。那时的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黄金增长。
然而，从政府官员到经济学者，再到普罗大众，对“成本病”充满了断章取义式误解，也就很难做出全面而正确的回答与诊治。幸好，鲍莫尔先生著述的中文版《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２）及时出版了，或许有利于止住似是而非的危险认知的肆意蔓延。
一、成本病本质：不平衡增长的烦恼
不可否认，成本病是一种烦恼。1817年，演奏一场莫扎特四重奏，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2017年，还是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再过一百年，恐怕也仍然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但是，台上的演奏者，显然已不同酬，工资不可避免地大幅度上升。从行业视角来看，这就是没有效率提升作为基础的成本抬升。小到理发、快递，大到教育、医疗，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都面临着这一“成本抬升”的烦恼，甚至据此被认为是“停滞部门”。
进一步地，成本病是一种增长的烦恼。跳出难免狭隘的行业视角来看，音乐家、理发师、快递员、教师、医生，其工资的上升，是以全社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购买力飞跃作为扎实支撑的，是完全负担得起的。遥想工业革命前，生产率提升缓慢，购买力提升也极其缓慢，人们的生活水平几千年来长期原地踏步，“成本病”也就无从谈起。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生产率飞跃的第一个转折点（见图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道，“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数据来源：AngusMaddison,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Paris:OECD,2001,p.264.
如今，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也正方兴未艾，全社会生产率爆炸式提升。“几乎每种商品的单位劳动产量都在增加，而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位劳动产量在减少，那么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供公众消费”。鲍莫尔在书中提到，“最保守的估计表明，2010年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大约是其一个世纪前的祖先的7倍”。也就是说，1900年的普通美国家庭，只能负担得起今天普通美国家庭享受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设施的七分之一。全社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购买力提升”，让我们“愿意且能够”消费这些“成本不断抬升”的个性化服务，因为它们能维持高质量生活。
更本质地说，成本病是不平衡增长的烦恼。全社会生产率是提升了，但各部门间必然是不平衡的。有的部门提升快，因为可以由机器替代劳动，如制造业（见图2）；但有的部门提升慢，甚至基本不提升，如服务业，因为这些部门没法用机器替代劳动，往往需要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互动。这种不平衡，是经济增长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不见得要视为一种“病态”。“劳动节约型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不均匀的，某些生产活动的增长率必然低于平均水平”。
实际上，鲍莫尔提出“成本病”概念的开创性论文，题目即为“不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ofUnbalancedGrowth），但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鲍莫尔成本病，却不经意间忽略了鲍莫尔的点睛之笔。
资料来源：Baumol/Blinder.Economics,12E.©2011South-Western,apartofCengageLearning,Inc.www.cengage.com/permissions.
综上，可以认为鲍莫尔成本病本质上是中性的，恰恰是增长快的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某种程度上鼓足了我们的荷包，使我们“有余力”阔绰，从而购买增长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这不是坏事，不必太纠结，鲍莫尔病更多地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的经济学概念。从更好理解“成本病”本质的视角来看，中文版书名翻译为《不平衡增长的烦恼》似乎更为恰切。
二、“治”与愿违：不合理“诊治”的危险
对“成本病”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成本病”的行动及其策略。不合理的“诊治”，往往会带来看不见的危险。
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为例。医疗经济学第一定律表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只要人均GDP增长，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就会以可预测的速度稳定增长（见图3）。富国如此，穷国也是如此，与医疗保健支出如何分配无关。
数据来源：JacquesvanderGaagandVidŠtimac(2008a),TowardsaNewParadigmforHealthSectorDevelopment,Amsterdam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uploads/files/ 9b109f8d-0509-49fc-9d0c-baa7ac0f9f84-3-vander.Pdf.
这也是大多数人直观感受到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数字增长如此惊人！震惊之余，误解甚至慌乱也就随之而来。
不明智的“政策处方”通常会把“成本病”治成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医疗保健支出的上升，是“成本病”导致的，是经济增长中一种中性的现象，往往就会寻求其他的解释，如医院管理腐败、医生不称职等。相应的政策处方就是控制“成本病”的“成本”，在供给侧压缩医疗预算，导致这些服务供给数量的下降与质量的下滑，进而影响到全社会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提升。
看得见的是“控制”了日益抬升的服务“成本”，看不见的是牺牲了更加可观的潜在发展“收益”。
但要“看见看不见的”（３），谈何容易？因为“机会成本”是未被选择或者说是放弃了的东西，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４），也就不容易被“看见”。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眼见才能为实，“看见看不见的”不过是少数经济学家的花招而已。
三、补贴弱者：重点关注鲍莫尔病对穷人的非对称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医疗、教育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成本病”是中性的，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消费这些服务的，从来都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
那么，对于社会中脆弱的穷人而言，“成本病”也是中性的、完全可以负担的吗？恐怕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技术革命带来的进步永远不是均匀普惠的。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穷人的生产率提升往往滞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他们所能消费的受“成本病”困扰的服务的增量也就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甚至有可能掉队被“甩出”。也就是说，对于脆弱的穷人而言，“成本病”可能更多地是烦恼甚至重负，成本日益抬升的医疗和教育会把这些脆弱的群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仍然需要保持政策的理性。若寄希望于控制“成本病”的“成本”，似乎这样穷人就能消费得起，结果“猛药”不仅不能去沉疴，甚至还恶化了穷人的处境。这些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都会随之下降，供求关系进一步紧张，穷人能“消费”到的份额反而比现在更少了，而优质的医疗、教育服务对提升穷人乃至其后代的人力资本都是至关重要的。
若彻底理解了“成本病”，对其形成机制和本质能有通透的认识，那么就有希望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在需求侧对穷人进行必要的补贴。这是因为，穷人的脆弱，根源在收入上，而不是“成本病”导致的。
（１）Baumol,WilliamJ.MacroeconomicsofUnbalancedGrowth:TheAnatomyofUrbanCrisi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3）：415-426.
（２）中信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贾拥民先生翻译。值得钦佩的是，鲍莫尔先生在前言中坦承，成本病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罗宾逊夫人的一份手写笔记的直接影响。
（３）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M].于海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20:1-8.
（４）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M].刘志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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