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天府文明“宝藏”——成都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行时
转自：国家文物局
追寻沉睡的文明宝藏，守护天府的历史文脉，“文物人”在行动。
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省成都市拥有极为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金沙遗址、宝光寺、邛窑遗址......这些千年不朽的城垣砖瓦，不仅是独属于这方水土的文化积淀，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目前，成都市“四普”相关工作已相继启动，正按照国家、省文物局相关工作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采访了3位参与此次成都市“四普”工作的“文物人”，听他们讲述与成都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故事。
考古发掘其实也是跟“人”打交道
成都市“四普”古墓葬业务指导组成员谢涛，是92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第一批考古与博物馆专业的毕业生。
以下是他的自述：
没想到这行一入就是30年。当年全班20个同学里，如今只有4个人在从事考古事业。墓葬对于我来说，不是枯燥、千篇一律，虽然已经勘探发掘过成百上千的墓葬，我仍然对每一座墓都充满了好奇。我觉得考古工作其实是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不只是和地上活着的人，也是同地底下面的人打交道，每一个墓主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考据推理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我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讲好老祖先的故事。
我现在正在勘探的“天鹅社区明代大墓”，是这次“四普”工作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这个明代大型墓葬位于成华区保和街道天鹅社区，发掘面积为439.2平方米，墓葬由陵园和地宫组成，因晚期破坏，陵园及附属设施仅残留部分基础。它形制清楚，结构保存较好，对研究明早中期代藩王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此前，明代蜀藩王墓已经发现了10处，在这个大墓的临近区域就分布有僖王墓、怀王墓、惠王墓、昭王墓、成王墓、端王墓等蜀藩墓葬。明代蜀藩王共计10世13王，此时此刻竟然还能有新的蜀王墓葬被发现，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相较于发掘工作，有些时候，考古研究是更难的部分。以这个墓葬为例，虽然根据形制、规模以及分布位置，我们能初步判断它属于明蜀藩王墓葬系列，但是，在挖掘过程中，发现这个墓遭到过盗墓人的多次光顾，鉴定其实是非常难的。明代共存续有200多年，我们考古工作者一般会通过墓中的碑文以及出土随葬品来进行年代判断。但这个墓中相关碑文已经被盗，随葬品也只剩下了2件。它究竟属于哪一位藩王，要进行大量的反证，例如查阅《明实录》等相关文献、追寻盗墓遗失的陪葬品、与其他新发现明代墓葬进行比对等等，来找寻蛛丝马迹。
在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高光时刻无疑是作为领队参与了“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与“老官山汉墓”的考古挖掘工作，并获得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荣誉。参与重大考古项目的机会毕竟是很少的，能够在此次“四普”工作中出一份力，把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勘察清楚，有个系统宏观的把控，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现代科技手段让古建筑“活”起来了
以下是成都市“四普”古建筑业务指导组成员蔡宇琨的自述：
对历史与文物的迷恋其实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物理学专业本科毕业过后，我不再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方向的研究生。
作为对四川古建筑颇有研究的“文物人”，在我看来，四川留存下来的古建筑遗址是一块待开发打磨的“珍宝”，它体系独立，并有着与北方地区、江南地区建筑全然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与魅力，它的文物价值其实是被业界低估的。
目前，我正在进行的“四普”工作内容，是对新津观音寺开展一系列“复查”工作。该寺1956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建筑，以惊世绝伦的明代壁画著称。虽然对于观音寺我有着多年的研究与了解，但在此次“四普”工作中，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所采集到的一些新的文物信息，仍然让我惊叹。
“三普”时代，我们采用的是手机自带GPS软件来测定文物的坐标地理位置。“四普”工作中则利用全新开发的普查系统，采取亚米级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联动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大数据，来精准定位文物坐标、空间位置，再结合无人机航拍。去过观音寺无数次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多角度地观赏过它。
此外，这次“四普”中运用的红外线照相机技术，让我们把这百年木头屋脊上的字看得更加透彻。
不仅如此，高清数字技术还原的照片“透视”了文物细节，让我们把观音寺最引以为傲的《佛教十二圆觉》壁画看得透彻，甚至能看清观音身上的三层透明薄纱！
实际上，在此次对新津观音寺的复查工作中，我们还有全新的发现。
观音寺毗卢殿前，有2件左右对称布置的明代石碑，南侧的造像碑正面雕刻着龙神龛像，因增设隔墙，遮挡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后壁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我和同事在观音寺调查测绘期间，注意到龙神像旁边的墙角似乎可以踏入。一伸脚，一探头，发现龙神像背后大有乾坤。这背面碑记的发现，补充了我们对观音寺建设、发展历史的认识。
在我的理解里，“四普”工作的开展不仅仅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数据采集与录入，更像是给不可移动文物建立了一个健康档案：哪些因素会对它造成伤害，有哪些旧伤，又动过多少次“手术”，都会被一一登记录入。
我总觉得，这些古寺庙、古建筑，它们不是死物，而是活着的、有灵魂的。随着我们知识认知不断拓展，现代技术的不断革新，它们其实也在努力得想给予我们更多新的信息，让我们去深入探究它。
“四普”见证不可移动文物的命运扭转
以下是成都市“四普”业务指导组副组长白玉川的自述：
在来到成都市“四普”工作专班进行普查技术标准落实、普查质量控制等工作之前，我的工作内容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我在成博修文物”。在成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部和文物打交道的8年里，我也算见过成都大大小小各种文物了。但在此次参与“四普”工作的过程中，亲眼看到隐没在城市高楼大厦中不起眼的古建筑被发现、被认定、被重视，依然雀跃、振奋。
“四普”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太古里周边锦江区龙王庙正街28号的祠堂，始建于清同治7年，为“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移民至成都的邱氏家族祠堂，是成都中心城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祠堂建筑群，坐东北朝西南的四合院，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为三进院落。
邱家祠无疑是研究成都古代城市发展、建筑格局的重要样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这次“四普”工作中，它被认定为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这也就意味着原本也许会面临拆迁命运的它，将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一样，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体系。
在我看来，“四普”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是把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首次将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法定保护范围——不可移动文物和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一张图”监督信息共享，等于“穿”上了国字号的“保护盔甲”。
来源：人民网－四川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