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象内成的转胎、养胎、胎教是与古代以气为主的身体观相关的
【编者按】
求孕，求男，求好男；养胎，安胎，祈顺产。古代女性承担了生育的重任，却没有解释生育的权力。在《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一书中李贞德从中国汉唐之间生育文化入手，介绍求子、怀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堕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种医方及其论述，说明中国妇科医学逐渐成熟的过程，并以乳母与产婆为范例，进一步探讨女性作为照顾者，乃至医疗者时，所面临的待遇、评价与挑战，带领我们在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回顾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历史。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外象内成的转胎、养胎与胎教》，澎湃新闻经浙江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转胎或行方术、或服药物，大抵为求转女为男，而有效期限则以怀孕三个月之前为主。方术转胎，历代医方一脉相承，马王堆《胎产书》、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隋代《产经》与巢元方《病源论》皆称妊娠三月，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欲生男者，应操弓矢，射雄雉，乘牡马，观虎豹；欲生女者，则应着簪珥，绅珠子，施环佩。相信孕妇的言行若与特定的性别相关，胎儿便能相应转化。除此之外，孕妇或溺于雄鸡浴处，或佩带宜男花，或将弓弦带在左臂、系在腰下，或以绛囊盛雄黄携带，或以雄鸭毛置于席下，或将大刀、斧头摆在床下，便能生男。似乎不论天生雄性的生物，或社会上代表男性的用品，都有转女为男之效。《如意方》和《千金方》并称将斧头摆置于床下的办法，试用于鸡窟而有验，显示人们不但相信胎儿与外在事物互相感应，并且认为在生育之事上，人类与动物适用相同的感应机制。
服药求男，亦包括各种奇方。前引宜男花，又名鹿葱、萱草，除佩带之外，方书说孕妇服用也可以生男。此外，孕妇或生吞雀瓮中虫，或服原蚕矢，或喝蒿、杜、蜱蛸合制的药，或饮幼蜂与狗阴，制成之剂，或以男子冠缨烧成灰酒服，或取丈夫衣带烧灰，以井华水服之，都被视为有得男之功。《千金方》更提供具有养胎和转女为男功效的丹参丸，其中除采用丹参、芍药等十六种妇女养身要药之外，并加入冠缨、犬卵和东门上雄鸡头一枚。其作用显然和狗阴、丈夫衣带等配方类似，皆企图以服用象征男性意义的物件，影响胎儿的性别。如此看来，服药和方术，在转胎上的机制差别不大。
转胎是否成功，医方认为可在妊娠四个月胎已成形时检验得知。检验之法，或令丈夫从孕妇背后呼唤，视其转身方向，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或检查丈夫身体，若丈夫左乳房有核则孕妇将生男，右乳房有核则生女。要之，以男左女右为准，并且夫、妇、胎儿，三者有如一体，互相感应。
转胎应于妊娠三月之前施行，养胎则自初孕至分娩，皆须注意。养胎之方，着重饮食调理，可分为积极养护和消极回避二种。积极养护，《胎产书》、《逐月养胎方》和《病源论》一脉相承，根据对胎儿成长的认识，逐月给予孕妇适当的饮食。合药时，除采用前述调血、止血、补血之本草外，亦不时加入乌雌鸡、雄鸡、猪肾等滋补之物。
消极回避，则历代医方皆条列各种不宜食用的禽、畜、果、菜和药物。诸多食禁之间，有时互相矛盾。如北魏（386—534）张湛的《养生要集》主张不可食鳝鱼、鲤鲙，认为“令儿多创”，但《胎产书》建议四月宜食鳝鱼，《产经》则表示三月食鲤鱼，“令子多智有力”，且前引《录验方》亦以鲤鱼安胎。建议禁食，或因鱼鳞之状；主张多智，或因鲤能神变之说。不论如何，皆不脱外象内感的观念。事实上，医方中不乏因感应观念所产生的禁品。如驴骡令难产（个性），兔令缺唇（形状），豆酱令面黑（颜色），鳖令短项（形状）。而医方认为不好的品质，以五官缺陷和体弱多病为主，显示胎儿健康是养胎的主要目的。
求好男之法，除以养胎修好胎儿形貌之外，医方亦主张以胎教培育胎儿性情。现存医方中最早的胎教建议，见于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其中称妊娠三月，“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此后，隋代《病源论》《产经》和稍后的《千金方》《洞玄子》皆论述胎教之法，以掌控孕妇的言行举止来影响胎儿的道德性情。消极方面，孕妇应不视恶色，不听邪声，口不妄言，心无忧喜，坐必端席，立不倾斜，行必中道，卧无横变。积极方面，则应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居处简静，焚烧名香，眼睛所观，应为礼乐、钟鼓、俎豆、军旅等陈设，口中所诵则应为诗书、古今箴诫等等。医方认为如此则会诞生“圣子”，头脑聪明智慧，性情忠孝仁义。
胎教的观念历史悠久，汉代士人便多主张古代圣王即有胎教之法。贾谊（前201—前169）《新书》和戴德《大戴礼记》皆载“青史氏”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刘向（前77—前6）更引文王之母大任为例，说明孕妇应寝不侧，立不跛，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北齐颜之推（531—约591）家训亦承袭汉人之说，唯以古圣王胎教之法，乃“怀子三月，出居别宫……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所说月份与有身七月方才居于蒌室的旧说有别，却与医方中三月之前未有定仪，见物而化的论点相同。
所谓生子优良，究竟有何特质，秦汉异代，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嬴秦尚武，社会中对子嗣的期望，或以勇武为主。两汉之际，儒学渐兴，士大夫称许并推广的是孝悌仁爱等伦理道德。从汉代士人胎教的内容来看，所标榜的不外贤良盛德、忠孝仁义。从要求孕妇的事项来看，则不出儒家锻炼圣贤君子的教训。非礼勿言、勿听、勿视、勿动，口诵诗书、观听礼乐，乃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都是孔子教导学生的规矩。敬本慎初，古代贵族要求孕妇举措得当，显然有意将教化新生儿的过程提早自母腹中开始。两汉之时，封建贵族的礼法观念向民间社会延伸，对子嗣性格的期望，也以传统君子教育为模范。隋唐医方并将胎教内容纳入，称贤母慎之，卒生圣子，则原本难登君子之列的女性，也可经由产育获得肯定。
转胎、养胎与胎教之所以可行，即在于古代以气为主的身体观与生命观。战国以来，论者便相信气既充满于人体之内，又通于天地之间。汉代以降，士人方家更力求将人的形体、脏腑和性情，与天地相对应。人既与天地相应，从行房合气，经妊娠孕育，乃至诞生成长，皆无所逃于感应机制，并且夫、妇、胎儿相互影响。
虽然感应关系并存于夫、妇、胎儿之间，汉唐之间的士人学者仍不乏将责任归之于妇人的说法。刘向主张“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之故，因此称“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将求好男的感应，限定在母子之间。王充（27—约97）则进一步指出“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与历来房中书警告行房夫妇皆应戒慎恐惧的说法相比，王充对女性的要求显得益发严苛。而隋代《产经》更明言“诸生子有痴疵丑恶者，其名皆在其母”。与刘、王之说前后呼应。不但接受传统胎教观点，并且加以推演。言下之意，生子的面貌、健康和性情良窳，都由怀孕的妇女所左右；同时，也可以用来检验妇女从受孕到分娩的品行。发展至此，医方实以产育为基础，从求孕、求男与求好男等各方面，形成了对女性身体与性情的一套规训论述。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李贞德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