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 上合扩容Vs北约扩容：谁将引领多极化和平的未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鲍韶山（WarwickPowell）翻译/马力】
最近的国际局势动向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鲜明的对比。2024年6月27日，全世界见证了一场可以勉强被称之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活动；而一天之后，中国在北京举办了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的大会。
当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相互辱骂，对对方的政治遗产、执政表现和工作能力大加嘲讽，并宣泄一连串不实之词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北京呼吁，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
中国作为东道主发表了会议纪要，其中的内容包括呼吁各国应“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特征的全球治理”。
随后，2024年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哈萨克斯坦，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阿斯塔纳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在与会各方持续努力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安全与繁荣的过程中，各国在共存共荣的精神上产生了共鸣。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上合组织官网
几天后，即7月7日至9日，北约成员国将齐聚华盛顿，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庆祝该军事联盟成立75周年，而实际上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将其行动范围扩大到北大西洋区域之外。北约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声称，中国对在欧洲爆发的乌克兰战争负有责任，这似乎是在为北约向亚洲扩张的合理性制造舆论。
当然，北约向亚洲扩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北约此前曾试图在日本建立存在（虽然并未成功），更不用说欧洲海军一直在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了。
2024年北约峰会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AP
上述这些事件的集中发生，使全球发展趋势的分化变得更加清晰明朗了：
1.致力于实现多极化，还是试图恢复单极化？
2.拒绝集团对抗、尊重中立国地位，还是支持干预做法并使之合理化？
3.通过实现综合发展从而在积极的意义上去追求和平，还是去承受由失败的威慑理论所导致的那种不安全感？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强国
2024年6月23日在克里米亚发生的集束炸弹袭击平民事件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反应，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及全球安全态势在地理层面的转型。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开始逐渐“向东看”，以寻求经济发展和安全利益。虽然即便在2021年12月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与西欧建立新安全架构的希望，但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发展，以及由北约和整个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军事援助所导致的危机不断升级，使俄罗斯数个世纪以来为更有效融入西欧所做的全部努力都走向了终结。
对克里米亚集束炸弹的两次回应，标志着俄罗斯向东转政策的进一步巩固，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首先，俄罗斯明确表示，美国应为此次袭击负责。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2024年6月24日收到了外交照会，莫斯科向美方发出警告称，报复将是不可避免的。俄方指出，俄美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处于“和平状态”。
除了俄罗斯对美国卷入克里米亚袭击事件所做出的回应之外，还有其他不应忽视的动态。几天前（2024年6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越南时呼吁亚太地区应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框架，而且呼吁亚欧大陆也应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普京指出：“关于亚太地区局势的讨论表明，双方都希望在不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可靠和适当的地区安全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各国无需在政治军事集团之间选边站队”。
这其中，有三个方面需要作出讨论。
首先是地理范围：亚太地区。普京是在访问朝鲜之后访问越南的。在朝期间，俄朝两国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这次访问明确提醒我们，俄罗斯也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升级，其最新型的核潜艇将部署在堪察加半岛的俄海军基地。
2024年6月18日至26日，这支舰队刚刚在太平洋海域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进行了演习，共约40艘舰艇参加。普京详细阐述了他在越南的讲话内容，“我们两国将坚决捍卫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捍卫我们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重要国际场合以及作为俄罗斯-东盟对话的一部分所做出的所有努力”。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0日，越南河内，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内排国际机场。视觉中国
我们不妨再次看一看地图，同时要注意俄罗斯与东盟之间的对话形式，就可以发现，普京所提出的安全架构主张具有广泛的地理范围，包括整个亚欧大陆、且其范围延伸至亚太地区。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强调。有一种观点明确认为，可行的安全架构必须以有成效的对话作为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
第三点是反对“在军事政治集团之间选边站队”。因此，这种安全架构不是一个以军事威慑为设计指导思想的架构，而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协调一致基础上的架构，这种架构可以在各国之间创造“嵌套”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平等和共同的安全”。
践行五项基本原则，上合超越了“和平”的传统意义
从上述讨论出发，我们必然会涉及上海合作组织（SCO）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接纳白俄罗斯后，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已经扩容至10个成员国，而蒙古国仍是观察员国。此外，上合组织目前有14个“对话伙伴”，它们可能成为未来正式成员国的候选国。这14个“对话伙伴”国家包括巴林、埃及、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等亚欧大陆国家。
白俄罗斯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中国网
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一直关注以多种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首先，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的，大多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有关。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的工作重心不是针对外来安全风险在军事领域进行政策协调，而是旨在解决各成员国内部的社会稳定问题。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9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报》中也指出，外部因素正通过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起到催化和加剧地区不稳定的作用。他明确地发出警告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对外部煽动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和“颜色革命”提高警惕。而且在2023年7月，他再次发出了这一警告。
其次，上合组织在处理安全问题时认识到，经济发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实现地区安全的关键。因此，实现共同安全这个目标，不仅可以通过各国在反“颜色革命”倡议方面的合作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实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消极意义上的和平”的概念（即仅仅追求没有军事冲突的和平），而是展现了致力于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雄心壮志。
这种对和平概念的区分最初是由约翰·加尔通（JohanGaltung）于1964年提出的，他阐述了一个更加广义的和平概念，即没有“结构性暴力因素”存在的和谐状态。在国际关系中，所谓“结构性暴力因素”一般是指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因此，克服“发展停滞”和“发展不平衡”这两项挑战是任何旨在实现和维持“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关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大约70年前由许多国家共同协商起草的（其中大多数是今天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员），它阐明了一种精神，具有可操作的细则，可以说是有助于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一套原则。这五项原则分别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
1953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这些原则，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这些原则达成了一致，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在双边声明中确认了这些原则。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就包括最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新华社记者钱嗣杰
将原则付诸实践并非易事，难以协调是一个不幸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是无效的。相反，难以协调的现实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使这些原则能够随时得到遵守和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在某些方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实践的一个例证。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和成员国安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先，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前苏联国家之间3000多公里边境线上的所有划界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划界问题在六年内全部得到解决。
其次，上合组织成功遏制了跨境恐怖主义。1991年苏联解体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之后，人们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相当忧虑。2001年6月15日，即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三个月前，上海合作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的领导人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是本世纪签署的第一个国际反恐条约。它建立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就联合反恐进行协调的法律框架。在此框架内，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合作、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RATS）以打击和遏制该地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此外，上合组织还成功遏制了冲突的爆发，降低了不稳定因素蔓延的风险。若要解决中亚地区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需要非常巧妙的处理。上合组织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机制，使成员国能够互相协调，降低不稳定的风险，限制地区冲突的蔓延。对阿富汗冲突的处理是上合组织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随着阿富汗局势趋向稳定，有关各方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努力，以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经济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刚刚结束的阿斯塔纳峰会，已经将经济发展合作纳入上合组织的核心议题。峰会批准了25项战略文档，涵盖能源、安全、贸易、金融和信息安全。这种关注点的延伸表明，该组织正在走向成熟。自成立以来，上合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最初它仅专注于解决边界争端。
今天，上合组织成员国占世界人口的40%左右，占全球GDP的30%以上。上合组织将注意力转向关键经济问题，这说明上合组织设想的理念是，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应该实现繁荣与和平的共同发展。
通过威慑追求安全的失败
约翰·加尔通曾指出，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追求安全来实现和平，但可以通过和平去获得安全。这一观点概括了北约与上海合作组织在精神内核上的不同。它还指出了新出现的不同全球治理方案之间的关键区别。正如上合组织通过接纳白俄罗斯来实现扩容一样，北约也在考虑向亚太地区扩张。
北约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去追求狭隘的“消极意义上和平”，而上合组织则借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内涵，探索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全球秩序构建方式。
北约的诞生是由外部的他者——苏联——所促成的。苏联已经解体了，然而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试图通过制造敌人来扩大自己的存在。当你试图用威慑的思维方式来定义国家安全时，敌人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敌人，这一整套思维逻辑便解体了。
尽管北约曾承诺不会东扩，但苏联解体后，北约一直在不断向东扩张。北约的敌人过去在东方，现在仍然在东方，这就是俄罗斯，以及日益强大的中国。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指责中国应该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冲突”负责。他认为，中国应该为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技术付出“代价”。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番话的表达效果仍然不容忽视。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新华社
实际上，斯托尔滕贝格正在试图重新塑造北约的敌人，以便使北约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合理化。北约不再仅仅应对俄罗斯一个敌人，如今中国也成了它的对手。长期以来，北约一直在深化与它所谓的“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今看来，随着北约于2024年7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它正在为挺进亚洲做好准备。
北约存在的基础是威慑理论，而威慑理论在预防冲突方面显然是失败的。最近的失败发生在乌克兰，乌克兰近十年的军事化举措未能阻止俄罗斯在2022年初的干预。
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忧虑由来已久，普京早在2007年就表达了这一点，而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心理。这其中的风险在2014年就已众所周知，但却被忽视了，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种风险甚至由于《明斯克协议》被北约和西方有意无视而大大增加了。
从2021年末至2022年初，乌克兰日益加强了对顿巴斯的轰炸。正是由于乌克兰的军事化趋势以及乌克兰对顿巴斯轰炸的加剧，才导致了俄罗斯自行宣布的特别军事行动。
劳伦斯·弗里曼（LawrenceFreeman）表明，尽管以色列武装部队与哈马斯武装部队之间在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但理论上的威慑效果在2023年10月7日却并未奏效。
由美国组建和领导的“繁荣卫士”海军无力阻止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这也凸显了威慑理论在西亚的失败。当美国调集海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干预和威慑时，西方不仅低估了胡塞武装的能力，而且也高估了西方武力投射的效果。可以说，威慑作为一种理论根本是无效的。
通过威慑来追求安全并不能带来和平。当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称的局面不再，这种追求安全的理论能否真正奏效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何况，正如西亚局势所表明的那样，即便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美国仍然无法阻止对方发动攻击。
若要获得安全，就必须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这就需要我们对实现各国和平共存所需要的机制进行重新思考。这需要人们具备一种真正多极化的精神，即必须接受各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必须放弃那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观念。
多极和平的未来
当北约国家聚集在华盛顿考虑扩大其失败的以威慑为理论基础的消极和平体制时，世界已经有了其他的可行方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为人类的和平之路提供了路标，从实现机制的角度讲，上合组织提供了一种将经济发展视为寻求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有效方法。
上合组织有10个成员国，从东南亚到西亚再到欧洲，它还有14个观察员。
我们不禁要问：上合组织的去集团化中立精神，是不是更加符合东盟所体现的亚洲多极化精神呢？
亚洲各国人民是希望以威慑为名加强军事化所带来的北约式的不安全感，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架构（如上合组织），将本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利益与其他国家更广泛的安全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更宏观意义上的整体安全呢？
与北约等军事集团不同，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他们关注通过协调与合作实现不可分割的安全与繁荣，创造了重视共识和一致性的环境，这些环境侧重于参与者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局外人。这种精神无疑将支撑着多极和平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