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来自青铜时代的审美暴击：中国青铜器的两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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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李学勤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青铜器艺术是中国古代辉煌绚丽的艺术传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青铜器有其自己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形成了和其他文明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及技术特点。这种青铜器艺术，产生早，历史长，制作精美，品类繁多，每一件青铜器杰作都兼有艺术价值与研究意义，受到世人的珍爱和重视。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八个阶段：
一早期铜器。
二二里头文化青铜器。
三商代青铜器（分前、后期）。
四西周青铜器（分早、中、晚期）。
五春秋青铜器（分早、中、晚期）。
六战国青铜器（分早、中、晚期）。
七秦至汉初青铜器。
八晚期青铜器。
各个阶段均有独特的创造，但就整个发展过程而言，中国的青铜器有着两个艺术成就的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商代后期（公元前13—前11世纪），第二个高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公元前6—前3世纪）。由这两个高峰时期，产生了大量卓越精绝的艺术品，值得我们永远品赏和赞叹。
早期铜器
中国古代在什么时候开始有铜器出现，现在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在20世纪后半，陆续在不少地区发现了早期铜器，有的是红铜，有的是黄铜或青铜。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早期铜器一样，这些铜器大都很小，如刀、锥等小型工具，或环、牌、坠之类装饰品。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找到—件半圆形黄铜片，该房屋有关碳14年代经校正为公元前4700年。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铜制品。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地层的碳14年代经校正约公元前3000年。这件小刀是用合范铸成的，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
在晚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龙山时代诸文化遗存中，先后有许多早期铜器发现，不过这些发现仍是零星分散的，目前尚难联成较完整的演变脉络。到了公元前20世纪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已经趋向于成熟了。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文化分布以豫北晋南作为中心，年代下限可及公元前十六世纪，与文献记载的夏代在时间、地域上相当，所以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在工具、装饰品之外，已经有了容器，如爵、角、鼎等，又有较大的兵器，如戈、戚等。容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器胎很薄，形制相当复杂。在器物上亦出现了三角纹、弦纹等纹饰。此外还有引入注目的镶嵌绿松石的技术，特别是一种长形的饰牌，用绿松石嵌成美观的饕餮纹。这些技术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真正的青铜时代了。
商代
商代前期约当公元前16—前14世纪，考古学上为商文化的二里岗期（分下、上两层）。商代前期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直接继承着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可是器物的品种大为增加。比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壶、罍，水兵器有盘、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工具有斧、锛等等，形成了庞大的系统。商代常见的品种，这时差不多都已经存在。
这时的青铜器，器胎相对说仍旧较薄，但已有器形很巨大的器物，如高达100厘米的大方鼎。纹饰也比二里头文化丰富多了，流行线条圆转的饕餮纹、夔纹等，花纹一般呈带状，没有地纹。个别的商代前期青铜器，有了单字的铭文。总之，在这个阶段里，为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的高峰做了酝酿和准备。
商代后期约当公元前13—前11世纪中叶，当时商朝已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的殷墟，故考古学上为商文化的殷墟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空前的进步，我们不妨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叙述：
第一，形制的多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种上较之前期又有增加，而且其同一品种每每有不同型式。有的型式只在特定时间内流行，有的型式则存在较长的时期，而在同样时期内会有不止一种型式，兼行并存。以最常见的烹炊器鼎而言，可以分为圆鼎、分裆鼎和方鼎三种主要型式。圆鼎，器体横断面为圆形，上有立耳，下有柱足。分裆鼎，也有立耳、柱足，特点在于器底和鬲近似，是分裆的，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鬲—鼎”。方鼎仍有立耳、柱足，但其器体是方的。分裆即底部分成三个部分。有一些鬲形近于鼎，也有学者称之为“鬲—鼎”，不过其足部是空的，与一般的鼎不同。这种现象表明，商代后期青铜器品种复杂，而且形制变异，有时会给鉴别研究带来各种疑难。
第二，纹饰的繁丽：商代后期青铜器，在装饰上盛行繁绣富丽的作风，与前期的简易素朴有很大不同。这时的花纹多为通体满花，即在器皿的表面上布满花纹，同时又多以雷纹作为地纹，使图案更加细腻。
花纹的母题也多样化了。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即兽面纹、夔纹、鸟纹、蝉纹、蚕纹等等，表现不同形态龙蛇的也很普遍。有时整个器物或其一部分作立体的禽兽形，有时在器体上再附加小型的奇禽异兽。不管是怎样情形，纹饰所体现的一般不是自然的动物，而是赋有神秘色彩的鸟兽形象，或其躯体的一项组成因素，如鳞或羽毛之类。植物的形状，如花朵，以及几何形的图案，只是在很少的例子中出现。
商代“子申父己”铜鼎
这一时期的花纹千变万化，有的花纹独特奇异，实际是当时艺术家富于想像的创造。即使是最常见的饕餮纹，也有许多变异。
第三，铭文的增多：商代后期青铜器，很多具有铭文。铭文绝大多数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例子是用锋利的工具刻出的。铭文的内容多为器主的族氏和人名，有的记出用该器物祭祀的先人名号。在商代后期较晚的时候，青铜器的铭文出现加长的趋势，最长的接近50个字。
第四，工艺的改进：商代后期青铜器，器胎一般厚重，而且在精巧的范铸技术基础上，充分利用分铸法，制造出许多极为细致复杂的器物。例如著名的四羊尊，羊首有螺旋形的大角；中柱旋龙盂，盂底中央竖立一枝花朵，有一龙蟠绕，龙身可以拨动旋转。这时还铸造出器形非常庞伟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达133厘米，重有87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器。
在装饰工艺方面，商代后期青铜器广泛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兵器、车马器上尤为流行。另外，还有嵌玉，例如嵌玉援的戈、嵌玉叶的矛；有嵌陨铁，例如嵌铁刃的钺。在流散器物中，尚有嵌红铜、嵌黄金的例子。
第五，出土地的扩展：商代后期青铜器，出土地点的范围比前期有很大程度的展延。大概说来，北到内蒙古，东到山东，南到广西，西到陕甘，都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发现。
这一时期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性。在中原地区以外，集中出土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有晋陕交界地区、湖南湖北地区、成都平原地区等，其器物各有自己的特色。
商代饕餮纹三足鼎
西周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不过因为周朝政治中心转移，陕西的周原（扶风、岐山交界）与宗周（长安县境）、河南的成周（洛阳）成为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所在。
总的说来，西周的青铜器趋向于朴质化。这种倾向，在西周中期以后更为明显，器物的装饰变得简单，富于神秘意味的花纹逐渐为规范的图案所取代，同时带状的花纹又流行起来。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的改变。周初鉴于商人酗酒而规定的酒禁，使不少酒器归于消灭。尽管在西局新出现了编钟、簠、盨等器种，就形制、纹饰而言，这一时期青铜器究竟不如商代那样多变了。
西周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铭文的加多加长，所谓“周人尚文”应即指此。周初的铭文，已经有百字以上的，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竟长达497字。这类铭文，内容异常丰富重要。
公元前771年，西周在戎人攻击下覆亡，次年平王即位，东迁到成周，王朝从此不振，国家渐趋分裂。这影响到青铜器艺术，出现了大量列国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早期，青铜器大体上是西周传统的延续。其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的格式，仍与西周晚期的相似，没有根本变化。
春秋时期
青铜器风格的新变化，肇始于春秋中期。蟠螭纹的产生和普及，可以作为这次变化的标志。蟠螭纹仍是由龙蛇之类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它只是反复出现的图案，和商西周的纹饰有很大区别。青铜器形制的改换也很显著，以往那种森严凝重的气象，逐渐代以清新秀丽的风格。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二高峰，于是趋于形成。
春秋青铜蟠螭纹兽耳鉴
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和一系列新技术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春秋中期，嵌红铜的花纹开始盛行，包括器两面可见的透嵌。随后，错金银的纹饰及铭文涌现，给器物带来绚丽的色彩。春秋战国之际，因为有了更锋利的工具（钢铁），线刻花纹流行起来。接着，鎏金银的技艺也广泛流行，同时又有彩绘。
还特别需要提到，失蜡法铸造在春秋中期出现，而且有相当高的水准。这正好配合了青铜器第二高峰的特色，就是崇尚细致纤巧、复杂繁丽的纹饰。很多极为细腻的镂空或立雕状的绞饰，正是以失蜡法制出的。
在其发展演进的这第二个高峰中，青铜器显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这种新面貌、新风格涵括了春秋晚期到战国，并在汉初有所复兴，延续近400余年之久。
同一时期，边远地区文化的青铜器艺术也有突出进展，尤其是在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在云南的滇文化，各有独特的艺术传统与特点。
三星堆青铜面具
在第二高峰期后，中国青铜器随着用途的扩大普及，转而走上日常化的道路。这一趋向事实上在战国晚期已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得到充分表现。器物的形制基本上规范化，大都缺少变异，最常见的是没有花纹的素面器，铭纹也只剩简单的格式。东汉以后，青铜器在很大范围内被其他器种——如瓷器、铁器所取代。
青铜器艺术的生命，在铜镜这一品种中持续最为久远。中国铜镜一开始就在镜背中心设钮，形成自己的传统，这已可上溯到史前的齐家文化。经过商、西周，铜镜在上述青铜器艺术的第二高峰期达到极盛，汉镜更成为著名的文物珍品。此后，隋唐镜因导入新的技术（如嵌螺钿、套银壳等），展现了新的光辉。中国铜镜的生产和使用，一直绵延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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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一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等众多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性质的综合研究。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扎实的古文献基础，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以现代考古手段所获的地下出土材料，而且还必须运用视角广泛的比较和理性充分的思辨，对所有这些基础资料和相关学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名家专题精讲》作者以其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的丰富积累和不断探索这一课题的独到心得，用十组相关力作，构成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专题的系统论述。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生于北京，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先秦两汉历史和思想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等，对甲骨、简帛、青铜器、典籍文献、玉器、玺印、钱币等均有研究，为中国考古学、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科技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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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第一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
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
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第二讲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第三讲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良渚文化与文明界说
第四讲文字起源研究与古代文明
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
汉字——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第五讲甲骨学与古代文明
殷墟甲骨发现一百年
甲骨文的世界
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第六讲青铜器研究与古代文明
青铜器的研究及其展望
中国青铜器的两个高峰
第七讲简帛学与古代文明
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
简帛和楚文化
第八讲古代文明与区域文化研究
多彩的古代区域文化
夏商周与山东
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蜀文化神秘面纱的揭开
第九讲古代文明与多学科交叉研究
古代文明研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
第十讲古代文明与学术史
《中国学术史》总序
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
附录从新发现看古代文明
遂公与大禹治水传说
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说明了什么
济南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
编辑：葛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