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智囊黄益平：直接发钱、追求通胀......
近日，经济学家黄益平在长安论坛受邀做演讲，主题是《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黄益平，何许人也？
可能普通人还有点陌生。
看完下面这些Title，或许能约略感知他的分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这50人可谓专家学者云集，应该算是国内经济领域的顶级大佬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内顶级学府，最重要的高校智囊。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可以向央行建言献策，是可以影响央行政策制定的。
黄益平是今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新进的专家委员，14个委员当中大部分都是行政官员委员，因此专家委员的意见，应该说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他这次演讲，探讨了我们特色的宏观经济框架，也分析了当下国内经济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追求温和通胀，给老百姓发钱等等。
欧美的央行一般相对独立性高一点，所以经常会出现财政和央行掣肘、“打架”的事。
我国的财政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组成单位，按说政策协调应该更容易些。
但是，近几年在实际工作中却并非总是如此。
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官员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官员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
说白了就是，都想让对方加大力度，又都想给自己制定政策留余地。
正是这种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的差别，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宏观政策整体偏于谨慎保守。
2023年全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而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
利率虽然小幅下调了几次，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是上升的。
当然了偏于谨慎的宏观政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可能上面对于过度刺激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8年那次大规模的刺激，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副作用也很大。
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等等。
有些问题到现在仍然还在消化。
GDP增速数字还过得去，看似好像没必要出“大招”，大水漫灌。
我们的宏观政策从供给侧、投资侧比较擅长，比如基建、房产、制造等，但是不擅长刺激消费。
黄益平指出：
但如果因为“保存政策空间”而影响了达成“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了。
这些话，其实我们还是能听出一些味道的。
他还强调，直接增减总需求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市场预期。
如果企业家、投资者、消费者的预期改变了，宏观调控措施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要迅速改变预期，政策力度一定要足够大，给市场情绪足够大的冲击，让参与者市场认为经济将发生方向的转变，让大家觉得机会来了。
黄教授认为，过去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特色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行动，齐心协力调控经济，效果非常好。
近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开始缺席宏观经济调控，无法再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发挥起放大作用。
他认为，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着扩张，实际上做了很多紧缩的事情，比如“查税30年”、渲染“过紧日子”等。
根本上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以，我们看到大会后的税改，包括一些领导讲话：要帮地方扩税源，充财力。
疫情这几年，企业、居民、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只有中央的资产负债表良好。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稳定市场，稳定信心。
他还提到了，3%财政赤字率门槛的问题，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
这个笔者之前已经反复提到过，“3%”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科学含义，而且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早超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墨守成规。
而且这两年我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3%，只是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而已。
笔者认为，应该直截了当的财政扩张，同时中央还要帮地方承担教育、医疗这两大开支，地方才能放开手脚。
这两年，我们市普遍的感受和宏观数据相去甚远。
黄益平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价格下降。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长达到5.3%，一季度GDP平减指数为-1.1%，名义GDP增长只有4.2%。
而后者是与企业的营收、利润直接相关的，这样就容易形成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之间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
以前我们的经济“易热难冷”，现在经济“易冷难热”。
所以，他建议：
将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
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要理直气壮地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这两年，经济学界喊的最多的就是：降息和发钱。
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持续大幅降息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
也有的认为只要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就能刺激消费，然后药到病除，经济满血复活。
当然了，作为老百姓没有什么比发钱来的更直接，我相信没人会拒绝。
但作为宏观政策，肯定要考虑全面，衡量效率最好。
笔者比较倾向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
他认为：
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项。
但给某些特定人群的发钱尚有必要，这个发钱更应该被理解为是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
陆挺认为，给全民发钱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经济和社会遭受极为严重的外部冲击，这些现金发放可以保民生，稳定消费就业等。
美国，日本，包括我们的香港基本都是在疫情期间，给民众和企业发钱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疫情期间发钱效果比较好的，几乎都发生在发达国家或经济体。
即使是这些成功的案例，有的国家因为在疫情之后没有及时降低财政支出规模，迎来了高通胀。
陆挺认为当下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
比如，增加社会弱势人群基本的养老和医保水平，中央财政直接以现金发放的形式补贴生育等等。
笔者之前也反复强调，要想拉动消费、提振内需，必须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2022年数据，农民的养老金才246元，很多地区只有100多元。
只有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助于提高消费，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这几年，很多事情一直在变，有些变化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不要小看这些变化，这都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映射。
时代变了，政府的KPI，重心也会变，个人的认知必须也要跟着变，不要墨守成规，不要路径依赖，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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