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 入戏的历史学家
生活在20世纪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亲身见证历史的发生，时间在这一刻开始了。极端的年代在他们的生命中镌刻下一道长长的阴影，一生的写作与思考都围绕着这样的主题。生活在20世纪的历史学家也是不幸的，他们的研究已经告别了十九世纪历史学单纯对于事实与史料的研究，并且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色彩，于是历史学与当代叙事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对于如何解释二十世纪的政治悲剧与人道灾难，每个历史学家都试图对此得出自己的答案。然而，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任何历史事件的解读都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支配的命运。历史研究也势必需要一种道德判断去介入公共生活。
在二十世纪历史学的万神殿中，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无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霍布斯鲍姆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脱去政治的外衣，把真正的历史从政治宣传家打造的狂热神话中解救出来。站在当下的历史学家需要为过去的人们找到定位，找到“过去的感觉”。
而对霍布斯鲍姆来说，他“过去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雷蒙·阿隆一样，1931年魏玛共和国崩溃前夜的柏林，不仅预示出20世纪的政治主题，也奠定了霍布斯鲍姆一生的求索与信仰的对象。希特勒的上台代表着十九世纪的普遍性政治理想的崩解。为了阻止纳粹灾难挺身而出的政治精英与的普通人，他们的崇高与勇气震撼了十七岁的霍布斯鲍姆。他终其一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使命感，来源于这些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感召。
作为历史学者，马克思主义使霍布斯鲍姆关注底层的历史，试图改变19世纪欧洲史学传统中的精英倾向，以社会与经济的角度，重建一种新的宏大叙事。作为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预测和资本主义内在病理的诊断，铸成了霍布斯鲍姆批判的视野。一直以来对于霍布斯鲍姆的争议与批评，也与他的信仰有关。历史学家在成为冷静的审判者的同时，同时也是一个入戏而动情的观众。他们既要敲碎神话与历史决定论造就的重重壁垒，同时也要逃脱历史本身的诱惑。
为什么要捍卫历史？
历史充满了回忆与预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被埋葬的遗产是否会还魂而来，新的可能性能否如约而至。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也正是在这种反复的追问中所锻造，这一切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弗朗索瓦·傅勒有过一个比喻：研究墨洛温王朝与百年战争的历史学家只需要向公众展示出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客观性的素养，而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则必须在专业素养之外，使他的党派立场与政治态度一目了然。因为类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研究对象，关乎民众的集体意识与公共情感。
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反叛》《传统的发明》还是卷帙浩繁的年代四部曲，霍布斯鲍姆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现实立场与公共关怀。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不是政治学家和意识形态鼓动者的附属品，如果历史学家刻意隐藏自己的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用所谓价值中立与学术规范抽空了历史学的价值倾向，那么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就会走向僵化与自我封闭，被政治家和意识形态摆弄。正如十九世纪的法国政论家勒南所说，“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历程。”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灾难性结果始于观念战场的角逐，那么历史学家也亲自下场参与到这种搏斗之中。在题为《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的演讲中，霍布斯鲍姆曾经批判了历史学家对历史误用与滥用，是如何被政治胁迫与改造。经过了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政治动荡，霍布斯鲍姆见证了历史是如何被改造，成为一种被政治炮制出的新型神话与图腾。这种对历史的改造其实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与文化认同，去催生出一群“没有个性的人”。
更为恐怖的是，政治家为现实政治所做出的辩护，往往会诉诸这种神话。霍布斯鲍姆曾经举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索沃危机，曾经被政客对应于1389年奥斯曼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发生在科索沃原野上的战争，这场奥斯曼帝国的开国之战，彻底成为了塞尔维亚民族的心理创伤。于是这段历史在数百年之后被翻出来，为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战争再次进行动员。
编纂论文集《传统的发明》，就是霍布斯鲍姆为了将政治刻意制造的迷雾驱逐出历史领域的一种努力。十九世纪是欧洲民族意识复苏的时代，所有的公众景观都成为一种合法性的代言与唤起大众认同的符号。为了打造这种前所未有的“潜意识”，就势必借用历史和传统的名义。于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自然遭到被简化与扭曲的命运。被制造的传统，既可以用现代的名义，对往昔真实发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改造，也意味着作为人类社会最终形态的国家，以一种历史必然性渗透到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宏伟如城市街头的纪念碑、博物馆、温布尔登网球赛，还是日常如苏格兰呢子裙、英国军官的海狸皮军帽、律师的假发，都潜移默化成为了新的常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惯性中，历史在加速消失。真实的历史意涵距离亲历历史的人们越来越远，个体经历与记忆被筛选与改造，自觉成为集体叙事的一部分，在这种记忆-压抑-遗忘的循环往复中，崭新的“历史”诞生了。
超越政治史，抵达人的历史
见证了权力对历史无孔不入的改造，霍布斯鲍姆意识到历史学家的责任重大，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所制造的恐怖，并不亚于核物理学家和武器专家”。霍布斯鲍姆与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新社会史尝试，可以视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他们不约而同地希望告别那些属于国王、将军、外交官与解密档案的历史，去在社会的边缘群体——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队员、约克郡的劳工、新奥尔良的黑人爵士乐手和东南亚的农民身上找到被隐藏的历史。只有将政治从历史的神殿中驱逐出去，也许我们才有机会看见那些被压抑的声音，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权力刻意遮蔽的声调，其实才是属于“人”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肇始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参与了世界体系的形成，每个世界都被迫卷入到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帕特·塔纳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以霍布斯鲍姆为首的）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撰写‘社会的历史’，目的在于在那些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一种复杂的机制，在任何一种特定的关系中，追寻政权是如何建立、怎样维持和如何运作等核心答案。”
同样，战后的英国历史学者也希望借助于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角，去构建一种整体的历史，使历史学由叙事的艺术走向解释与分析，尝试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人类历史如何走入现代的通则。在这种潮流中，我们可以看见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阶级分析的话语以另一种方式闪烁着自己的光辉。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种超越政治史的历史学所表现的内在一致性与现代社会的主题息息相关。因为“在历史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变化点之前，现代社会是能够保持‘传统’的，因为过去的模式继续塑造着现在。”历史学家不能预测未来，但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却可能以历史感把握变革的趋势与决定未来的机制。
冷战结束后，霍布斯鲍姆逐渐感受到传统史学所遭受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对叙事真实性的挑战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性质的社会科学也在侵蚀着传统史学解释与阐述的领域。更重要的是，随着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秩序与市场经济成为“历史终结”后的答案，承平日久的人文学者早已不复昔日沉痛的历史记忆与捍卫历史的勇气，更缺乏更广阔的历史眼光与政治判断的勇气。作为昔日新史学的引领者，霍布斯鲍姆对新兴的计量史学、心态史和历史社会学者热衷构筑的模型有着深刻的质疑，研究者自身的偏见与对于线性历史的迷信，经常会误解历史的本质。
历史学家独特的职责在于对人的立场的捍卫，这种立场使得历史学家可以关注历史发展中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任何一种历史学都植根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的现实中，在权力和记忆错综复杂的纠葛中，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就显得格外重要——“坏的历史并非无害的历史，而是危险的历史。敲在键盘上的那些明显是无关紧要的举止，都有可能是死亡的判决。”沉溺于话语分析和语言游戏的后现代史学，更有可能掉入这种陷阱之中。
霍布斯鲍姆对于整体社会史的强调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借鉴来自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中“趋势”的把握：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演进中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在历史演进的复杂系统中去厘清那些被放弃的选项，以及在文化、物质、精神元素的有机组合中，哪一种路径具有决定未来的普遍性意义。这种路径，是强调功能-结构模式的社会科学力有不逮的。历史学家在每一种叙事中都渴望还原身临其境的感受与体验，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并非是沿着某种必然性的直线发展。对那些被放弃的历史选项倾注理解，理解人类社会中稍纵即逝的支配关系，其实是历史学家不可替代的眼光和职责所在。
历史学家独特的职责在于对人的立场的捍卫，这种立场使得历史学家可以关注历史发展中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袁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