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传承录｜一家四代学医从医，将医学知识和信仰传递下去
【编者按】
医生这一群体最重传承。有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共守“医”心，有师生三辈接力奉献，更有既是亲人又是师生的动人故事。杏林赓续不绝，守护民众健康。值此2023年教师节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杏林传承录》特别报道，以记录这一群体的辛劳与坚守。
这是一份跨越四代人的接力。一家人学医从医，变的是与时俱进的诊疗能力，不变的是他们的坚守。
在浙江杭州，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陈艺成家族中，有5位都是医生，涵盖了基础研究、医学影像、内科、外科领域。他的外公是病理生理学教授，父亲是放射科医生，舅公是传染病科医生，外婆、舅婆和母亲都是内科医生。
是同舟共济的家人，也是言传身教的老师。代代相传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还有作为医生行医救人、无私奉献的职业信仰。
陈艺成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家人和导师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对他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人常常教育年轻的陈艺成，“救死扶伤是最重要的”“做医生应该淡泊名利”，在技术上应该做到精益求精、永无止境。
桃李杏林绵延灿烂，医者仁心代代相传。如今，自己的孩子也在医学院读临床医学，成为一名医学生。陈艺成表示，他也会坚定地将医学知识和信仰传递下去。不忘初心、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正如长辈、恩师带给他的影响，病人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整个职业的中心和终极目标。
外公秦文清工作照。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群众有需要就去做”，外公外婆是新中国第一代医生
上世纪50年代，陈艺成的外公秦文清从江苏医学院毕业，到浙大医学院任教。外婆马亦政从浙江省立医学院毕业，进入解放军117医院，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医生。
外公秦文清是中国对病理生理学最早的引进和开拓者之一。在研究了生理和解剖以后，秦文清注意到其中病理生理学的研究当时在国内非常少。生理学研究的是正常人的生理机制，而病理生理学则研究人体在疾病状况下的身体机制变化。如果把它研究透了，实际上人类就可以对这个疾病相当了解。因此，他开始专攻病理生理学领域。
秦文清到浙大任教时，国内的医学刚起步，他盼着“中国拿个诺贝尔奖”，埋头搞研究写论文，一天睡不足五个小时，成为浙江医科大学病理生理专业的开创者之一。
外婆马亦政发现当时中国高血压、心脏病高发，于是就去专攻内科。陈艺成的舅公马亦林，1951年从浙江医学院毕业后，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救治伤员。因为当时战争环境中鼠疫、霍乱、血吸虫等传染病肆虐，他这一辈子都选择了与传染病斗争，还曾主编过《传染病学》的教材。
医者仁心，秦文清夫妇常常让没钱住院的病人借住在家里，亲自看护，还带着女儿秦修裴分担护理工作，为病人准备营养餐。
“外公外婆那个年代，中国战乱比较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低，很容易受疾病困扰，传染病、创伤的情况都很多，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希望通过学医来改变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陈艺成讲述，老一辈人是充满理想和热情的，“群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什么”。
母亲秦修裴。
母亲主动做“赤脚医生”，挨门挨户问诊
深受父母影响，陈艺成的母亲秦修裴也自然而然成为一名医生。20岁时，秦修裴毕业时刚好赶上国家推行赤脚医生制度，便主动到萧山农村做赤脚医生。
住茅草屋，下田插秧，遇到村民生病，经常来不及穿鞋就去，背着药箱登门出诊，送药到手、看服到肚、不咽不走。为了帮村民省钱，她与乡亲们冒着日晒雨淋，在几个月时间内搜集了几十种价廉效优的草药，用来医治跌伤腰痛，深受村民们信任。
“当时我外公外婆经常对母亲进行远程指导，所以她的基层工作完成得比较好。”即便身在远方，长辈依然教授良多。关于母亲这段基层经历，陈艺成提到。
同行一段的缘分，让师生、医患成为家人。陈艺成的父亲陈水泉从部队转业后跟着马亦政做见习医生，也因此与老师的女儿秦修裴结为伉俪。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是赤脚医生的“老三样”，而作为影像科医生，陈水泉手上的装备更现代化：B超、CT、血气分析仪等。
1989年，陈水泉远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CT诊断，成为浙江最早一批出国交流的影像科医生。当时国内主要使用的是医用X光机，才刚刚购买了CT机，在CT诊断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在日本的半年时间，陈水泉切身体会到CT诊断的重要性，立志“一定要迎头赶上”，回国后成为浙江省最早的一批CT诊断医师。
陈艺成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很认真，做了大量笔记，仔细研究每一张片子，为了核对诊断结果，甚至要到手术室去当场看看病人腹腔里的肿块到底是什么样。”
陈艺成。
“所有志愿都填了医学院”
陈艺成的从医之路也离不开家族的影响。长大后，陈艺成才发现自己的童年有许多特别之处。在家庭聚餐时，长辈们会谈及很多医学话题，包括疑难疾病、科学研究等等；家里常常有疑难病人来求诊；陈艺成小时候的玩具，是外公送的听诊器、显微镜和手术刀。
陈艺成从小就在心中埋下了学医的种子。除了很早通过家人接触到医学和病人，还因为从小就喜欢动手工作，修理东西，救治受伤的小动物，给受到枪伤的小麻雀“做手术”。家里人常常开玩笑说，陈艺成是个做外科医生的苗子。这些点滴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志向和选择。
真正有志于学医，是当陈艺成认识到，医生是一个完全利他的职业。救治病人，助人为乐，能使医生体会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医学院。我高考的时候，所有志愿都填了医学院。”
对于陈艺成而言，父母长辈就像自己职业道路上的良师。“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非常好，常常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教给我，也会告诉我身边一些优秀医生的事迹和优点，带给我很大启发。你会知道榜样的力量，很多时候父母就是自己的老师。”
和父亲一样，年轻的陈艺成也参加过到日本进修的项目。在进修期间，陈艺成感慨有幸很早接触到许多大师级外科手术，见识到手术做得仔细一点，出血量尽可能地减少、并发症就显著减少，病人就会恢复得非常快。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手术风格：“虽然我手速也比较快，但是我不会仅仅追求快，而是要做得精、做得细，病人恢复得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他也在进修时第一次接触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并深深为之着迷。回国后，当邵逸夫医院第一次配置了手术机器人系统，陈艺成就争取去参加了培训，如今已经成为机器人手术方面的专家。
如今，陈艺成的孩子也走上了从医的道路。秋季开学，他的孩子即将升入临床医学本科二年级。在家庭的熏陶之下，这个家庭的下一代也立志为人民健康服务。
将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后辈，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除了家人，求学路上遇到的两位导师也使陈艺成受益匪浅。
两位导师都是国内非常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2002年，陈艺成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攻读外科学硕士，导师蔡松良教授以高超的手术技术著称。“他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对学生没有师徒之间的架子，手把手教我，做手术时常说‘小陈，你来摸一下’。这是非常难得、珍贵的培养手术手感的机会，对于一个懵懵懂懂刚入门的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帮助非常大。”蔡松良教授为他打下了从医的基础，陈艺成至今都非常感激。
硕士毕业，陈艺成选择到北京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深造，博士生导师那彦群教授是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他的学识、影响力以及对泌尿外科的看法是更加高瞻远瞩的。跟着老师学习，已经不是学基础而是学科研了。我们探索如何让泌尿外科走得更远”。那彦群全力支持陈艺成的科学研究，“你需要科研经费，他就出科研经费；你想去哪里学习，他就送你去哪里学习。”陈艺成回忆。
那彦群常说，“现在祖国的医学不应该是一枝独秀，而应该百花齐放。不应该是所有的病人都到北京来看病，而应该是在自己的省份就能够解决掉疑难杂症。希望你在浙江也能做出一番事业。”这句话深深根植在陈艺成的心中。因此，他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而是选择回到杭州，专攻膀胱癌的治疗研究。
如今的陈艺成不仅是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还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不管是求学、从医还是教学，陈艺成都认为，不忘初心、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正如长辈和恩师带给他的影响，他强调，病人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整个职业的中心和终极目标。
陈艺成也致力于将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后辈。他以身作则，身正为范，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不能为了利益带学生走歪门邪道，如果自己都走不正，学生是很难走得正的。”
陈艺成认为，在教学上，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因此，他鼓励学生创新，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资源去帮助学生；即使学生科研失败，他也认为是很正常的事，要让学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会面对人生中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