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三种选择
在国家发展演进的第一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可能还是应当以“左旋”为主，即“先经济，后政治”。但是到了发展演进的第二阶段，即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能就应当以“右旋”为主，即“先政治改革，后经济发展”，最终走出一条“S”形的演进路径。
——魏加宁
作者按
很早以前，吴敬琏老师就向我们推荐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读了以后的确收获不小，也深受启发。今闻该书作者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赶紧把读此书时所受到的启发和一些粗浅的想法整理出来，发表于此，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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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贡献：2*2框架
制度学派的观点通常被称作“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安排决定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把制度划分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同时又进一步划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于是就构成了四种组合（“2*2框架”），即：
（1）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2）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3）包容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4）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如果用坐标轴来表示，横坐标表示经济制度，从攫取性到包容性；纵坐标表示政治制度，从攫取性到包容性。于是就可以得到下图：
图1：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四种组合（2*2框架）
笔者根据该书核心思想作图，为了后面的描述方便，特意以坐标轴顺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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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左旋？还是右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研究的出发点是低收入国家，一般都是“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形态。
制度学派一般认为，制度（政治）决定经济；因此国家发展（演变，或改革）的路径（顺序）应当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发展”，也就是先要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实现包容性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从坐标图上看，也就是“右旋”（顺时针方向：先政治，后经济）。
但是，众所周知，与制度学派“政治决定经济”的演化路径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等同于政治制度）。因此从坐标图上看，也就是“左旋”（逆时针方向：“先经济，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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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补充框架——对“2*2框架”的拓展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可能是为了方便分析，故将制度组合形态简化为2*2框架。而现实社会显然要比这个2*2框架更为复杂，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只需在这个2*2框架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一些新要素（其实是引用已有的现成分类），把2*2框架变成3*3框架，就可以使分析框架离现实更加贴近。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如果从攫取性到包容性做进一步划分，就可以分为三种形态：极权政治，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经济体制如果从攫取性到包容性做进一步划分，亦可以分为三种形态：计划经济（包括统制经济、战时经济），混合经济（半计划+半市场），（完善的）市场经济。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9种组合，但最主要的是三种常见组合形态：
（1）低收入国家（包括失败国家）：通常都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组合模式；在这种形态之下，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即博弈的结果，国家总体福利水平是下降的，大部分人都是受损者。
（2）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是“威权政治＋混合经济”组合模式；在这种形态下，常常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部分人发的财，实际上是从另一部分人创造的财富中攫取而来。
（3）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组合模式，大都是“正和博弈”，即在国家总体福利上升的过程中，实现“帕累托最优”。
图2：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九种组合（3*3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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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假说：先“左旋”，后“右旋”
首先，如前所述，如果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理论上有两种路径，要么“左旋”——逆时针方向，“先经济，后政治”；要么“右旋”——顺时针方向：“先政治，后经济”。
同理，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理论上也有两条路径，要么“左旋”——逆时针方向：“先经济，后政治”；要么“右旋”——顺时针方向：“先政治，后经济”。
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改革）应当“先政治，后经济”，（“右旋”），并以英国、美国等先行国家成功案例为证；但是现实社会中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前苏联的政改先行，最终却遭到失败；而中国的“先经改，后政改”的改革路径显然是成功的；进而印象中，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似乎更多的是通过“左旋”，即“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发展起来的。
当然，正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作者所指出的，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左旋”发展路径，虽然有可能获得暂时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却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原因是，如果按照上述3*3的新框架，归纳起来，中等收入国家此时会面临三种可能（选择）：
一是继续向前进，推动政治体制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推动经济体制从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经济”走向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即实现完全的“包容性政治＋包容性经济”最佳模式，从而成为发达国家。
二是向后退，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向前推进（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反而退回到极权政治，而且经济体制也从“混合经济”退回到了攫取性的“计划经济（或统治经济）”，从而回到“极权政治＋计划经济”的组合模式，不可避免地变成“失败国家”。
三是原地踏步，长期维持“威权政治＋混合经济”的现状不变，既不前进，也不倒退，但结果一定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正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作者所说的三点：
首先是生产者缺乏激励机制；其次是攫取者短期行为；最后是攫取者之间的相互冲突。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停滞。由于威权政治，虽然比极权政治有所宽容，但与民主政治相比仍然缺乏包容性，所以通过一部分人通过努力所实现的经济发展果实就会被另外一部分人所攫取，实际上是零和博弈。正如包刚升教授在其微博上所言：“不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如果始终处在分配财富的有利位置上，而创造财富的群体又无法制约他们，那么其长期结果一定是经济停滞与社会衰败”。因为零和博弈的结果，一定是两极分化，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收入差距过大的结果，又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对于有钱的人来说，由于消费倾向比较低，缺乏消费意愿；而对于缺钱的弱势群体来说，虽然消费倾向比较高，但是想消费却没有钱。
其次，债务负担过重，导致投资不足。由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特别是基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是债务不断积累，债务负担越来越大，投资效益越来越低，投资拉动动力不足，凯恩斯主义走到尽头。
再次，颠覆式创新难，技术转型不到位。由于威权体制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必然会严重妨碍和限制颠覆式创新，因而无法实现阿吉翁所说的从过度依赖追赶模仿型技术转向主要依靠前沿创新型技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
最后，套利机会越来越少，创新型企业家严重匮乏。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由于在威权体制下的企业家大多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不得不过度依靠政府官员的审批来寻求套利机会，因而“创新型”的企业家很难生存和发展，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难以实现。
此外，既可套利又可变现，腐败趋势难以遏制。在这种“威权政治＋混合经济”的组合模式下，尤其是在“半计划＋半市场”的体制下，“半计划”可以寻租，“半市场”可以变现，所以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最终会由于腐败蔓延，导致国民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最终出现政治动荡。
为此，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且属于应然性质的“假说”：就是在国家发展演进的第一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可能还是应当以“左旋”为主，即“先经济，后政治”。但是到了发展演进的第二阶段，即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能就应当以“右旋”为主，即“先政治改革，后经济发展”，最终走出一条“S”形的演进路径。
运用上述“假说”分析中国时可以有以下便利：一是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转型的成功经验；二是也有助于看清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三是还可以找到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改革转型的正确路径。
本文作者魏加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巡视员、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