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波澜，就是未来的浪涛
来源：指选工银
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会被很快遗忘。
——塞缪尔·米勒
摆动、周期与趋势
得先确定是怎么回事，你才能探究事情的起因。而我们常常对事情还没有把握，就在探究原因。
——约翰·塞尔登《闲谈录》
当我们讨论“周期”，似乎需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究竟在讨论些什么。在谈及经济扩张收缩回环往复的时候，基钦商业周期（三到四年）、朱格拉贸易周期（七到八年）、库兹涅茨长摆（二十到二十五年）、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五十年）是被人们最经常讨论的“长波”。尽管关于这些周期的著作论述数量充足，但经验性基础却显得薄弱。许多历史学家也在怀疑这些长周期存在的可靠性，比如20世纪70年代，许多秉持康波周期的思想者都预言“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但是这场崩溃却迟迟未来。同样的，尽管库兹涅茨周期被美国经济学家大量讨论，但是欧洲的学者却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欧洲的历史经济数据并不能支持类似的猜想。
不能否认的是，通过频谱分析、移动平滑、偏差分析等统计学手段处理之后，许多社会经济指标往往都会出现一个看似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是这些模式并不比改变数据处理参数后获得的周期规律更加显著，也不会在其他区域中显示出更加明显的适用性，并且这些摆动的规律性似乎远远弱于与之混合的长期趋势。因此，这些所谓的周期大概率是数据“去趋势化”的结果。
大卫·哈克特·费舍尔在《价格革命》中认为，与康波类似的长波“可能只是多次连续的长摆围绕长期趋势摆动，每一次摆动在时间和剧烈程度上都大不相同。一些关于价格分析的努力更适用于检视周期性的长期波状趋势，它具有更坚实的历史基础，尽管不太具备预测能力。”
费舍尔帮助我们把视野扩张到最近八百年的维度（这可能是我们能获得相对完整的关于价格的历史资料的最长区间），并将一些显而易见的价格摆动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过去八个世纪中最严重的通胀，发生在四次物价暴涨的浪潮中：中世纪价格革命（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16世纪价格革命（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18世纪价格革命（18世纪初期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开始于1896年的20世纪价格革命。
通过基数换算的欧洲五个主要国家谷物价格
图源：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P9
尽管四次巨浪在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等维度均存在差异，但费舍尔从历次巨浪中寻找出了一些共性，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关于周期讨论中最经常被提及的”波状结构”。
波状的第一个阶段往往是价格在繁荣期中缓慢的、趋势性的上涨。上涨往往由食物和燃料价格引领，而制成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则稍显落后。这意味着上涨初期的动力是人口加速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共同导致的过剩的总需求。这种趋势往往是个人选择的产物，物质的进步、文化信心的增强和乐观精神的蔓延使得人们乐意提高生活品质，并无所顾忌地决定多生孩子。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似乎也能消化这些需求的增长。
波状的第二个阶段，过剩的需求最终导致物价缓慢上涨的态势，通常情况下其他事情的介入加速了前期局面的破裂。比如13世纪皇帝和教廷之间的斗争、16世纪初国家独立的浪潮、18世纪王朝和帝国的战争，以及20世纪的世界大战，都催生了大通胀。旧秩序的失序、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对未来焦虑情绪的蔓延是不稳定的成因，也加剧了不稳定的波动。
波状的第三个阶段是反身性的印证。人们发现了价格上涨的既定趋势和事实，开始做出加剧这种趋势的选择，通胀借由政府支出的扩张、个人储蓄的增加和货币周转率的加快完成了新一轮的放大。
波状的第四个阶段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与文化危机，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塌。阴翳的坍塌带来了物价、地租、利息的迅速下降、通缩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的均衡。稳定的物价和回升的实际薪酬切实提高了公众的效用，家庭得以稳固、犯罪率的一下将，社会再度回归平和，继续酝酿下一轮波状。
故事也并非如上所述的简单地回环往复，逐渐剧烈的短期价格波动、逐渐缩小的价格波动时间长度、逐渐减弱的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愈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就蕴藏在一个个波峰和波谷的交替之中。
价格、因果与应对
每个历史观念，归根结底不是周期的就是线性的。
——弗兰克·曼纽尔
货币主义、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农业主义、新古典主义、环境主义和历史主义都为价格巨浪的循环提供了侧面的理论支撑，帮助我们摒弃流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多元论和毫无普适性的个案解释论，进而将价格自身作为价格革命的核心动力来审视历次的浪潮，不断提醒我们市场的非理性：历史已经不断证明，市场绝非什么仁义仁慈的济世者，当其仅仅依靠自身规律运作而无人管理时，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体系，在过去的八百年中，不断将个人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不可理喻的集体结果，反复地导致社会制度和经济系统的崩溃。
唯一被印证的似乎是那句“市场总会纠正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出的价格扭曲”，但盲目信赖市场就是对一系列残酷事实的忽视。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自由市场才恢复常态，17世纪蔓延欧洲的普遍危机摧毁了和平才带来了常态，拿破仑大肆屠杀之后才让自由市场在维多利亚时期恢复了常态。经济史告诉人们，均衡只是例外，均衡的恢复是为了下一场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不平衡。大多数时候自由市场都是处于危险的不均衡状态。
费舍尔认为我们正处在第四次价格巨浪的第四个阶段，留给决策者的问题不再是“是否需要干涉自由市场”，而是“如何干预自由市场”，以解决一系列伴随不合理通胀诞生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平等。留给每个个体而言的问题则是如何正确地面对长期趋势、周期与摆动。
将八个世纪的价格序列浓缩在一张图表中简单而直白，可其中一个噪声序列的切换就可能是每个个体的一生。如何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面对摧枯拉朽般向前的巨浪？费舍尔给出的建议是长远的思考。
历史知识是必要的，但历史性的思考更是必须的。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将从一时的（特别是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到的观念和解决方案应用到一些并不适合的场景中，潮流的改变不只是对物质进程的条件反射，更是有着复杂动力来源的历史进程的推进。正如随着第三次价格浪潮的开启，同样面对自然灾害，上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时代》包含的乐观精神不再，《里斯本灾难哀歌》的阴暗气质却受到了大量的追捧。如果说18世纪初期的吉本尚且能发出“我抽到的签本可能是一名奴隶，但自然的慷慨厚赠让我生在了一个自由而文明的时代”的感慨，那对于18世纪中期的欧洲人而言，“延长自己已然麻木的生命”似乎成了主流的选择。
我们还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当前的世界充斥了太多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部分的信息，堆山填海粗制滥造的数据源只是关注上个星期的价格波动，并组成了这个经济状况愈发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头版新闻。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对使用这些数据的审慎程度并不比我们祖先检视占卜骨头时有所提高。
在巨变的时候，人们的理解落后于事物的发展，这个世界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加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