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红、唐代红、明代红是啥样？教授隐居上海乡村，用植物染出千年前中国色
转自：上观新闻
秋收刚过，奉贤区奉城镇朱新村的村民发现，村里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丰收的竟然是上海罕见的高粱，同一块土地上，三个月前种的是蓝草，六个月前是未曾见过的红色鲜花。这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是谁种的？能派啥用场？
高粱用于发酵，蓝草用于制作蓝靛，而红色的花则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带来中原的红花，是古代中国制作“红色”的重要染料。把红花带到村里的“异乡人”是邵旻，她是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副教授，是去年搬来朱新村的“村民”，也是古法植染的研究者。12月，采摘下的红花经发酵、酸碱法制饼后成为染料，邵旻的小院里，晾晒出各种红色丝绸。至此，明代古籍《天工开物》中记载的“真红”，在现代有了具象化的呈现。
邵旻在朱新村种植的新鲜红花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名硕士生导师，邵旻博士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纹样、形制。文献古籍里，中国传统色彩常有诗意的表述：天水碧、海天霞、梅染、落栗，与之对应的是黄袍、红袖、乌纱、青衫、白衣……它们描绘着古人丰富多彩的服饰世界，印证了中国古代发达的植物染色技术。但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这些曾鲜艳的中国色随着手艺失传及工业化而逐渐黯淡，化作古书上的白纸黑字。
邵旻想找回中国色彩的DNA。在村里，她回到生产方式的源头，从栽种草本植物到复刻植染工艺，古籍中的色彩从她的染缸里不断蹦现，还原出灰暗文物背后更为庞大的、流光溢彩的中国通史。
溯源：中草药里的色彩基因
外观上，邵旻租住的小院跟普通农民房并无不同，但庭院里有染缸，竹竿上晾晒着青黄渐变的真丝布料，房屋后4亩田地里种的不是青菜萝卜，而是红花、蓼蓝、板蓝、荩草、茜草、高粱等草本植物。它们是中草药，也是邵旻的植物染料。
植物染，又称草木染，主要利用植物所含的天然色素制成染液，是中国传统的织物染色方式。于我国，植染在周朝时便有历史记载，后随历代工艺不断成熟，中国色更为丰富。据记载，东汉《说文解字》中有39种色彩名称，到清代的《雪宦绣谱》已出现各类色彩名称共计704种。
植物染天然环保，但工艺流程精细繁复。170多年前，工业革命带来了化学染剂，在绝对高效高产的冲击下，沦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植物染逐渐被时代放弃。“传统技艺的失传非常可惜，现代人无法亲眼看见传统中国色的真容，也是历史研究的缺憾。”邵旻说。
于是，从2011年起，她就下定决心，要“追回”这项即将逝去的技艺。重拾植物染，第一步是“植物”。邵旻告诉记者，近些年，全世界植染工艺都面临凋敝消亡的危机，同步消亡还有曾用于染色植物，但好在中国有优质的先天基础，让溯源并不那么困难。“药染同源，《本草纲目》记载，很多古代染剂植物都同时是中药材，随之延续至今。”
邵旻坦言，探索植染的第一步，就始于中药材店，“红花、黄栌、郁金……很多重要的植物染材都能买到。”但这也有局限，如中药店只能买到熟地黄、干红花，而据《齐民要术》记载，染出御黄（古代皇帝龙袍专用的黄色），需用生地黄；而染出深色的玫红，则需将新鲜红花制成花饼，进而发酵。
因而，2022年，邵旻从静安区的老弄堂搬到了奉城镇朱新村，租下了农家小院和四亩地，从种植草本开始，将研究推得更深一步。
试错：与历史古籍不断逼近
与其说是家，邵旻的房子更像是实验室——进门处的墙柜上摆放着一排排玻璃罐，装着百来种世界各地的植物染料，如上海乌桕、广西柘木、印度红花等；屋内的长桌上摆满已染的线团布料，按照不同色相的红、黄、青、蓝渐变排放，形似彩虹；房间最深处的整墙书架上，珍藏着五湖四海的丝织品和历朝历代的古籍文献；地上是随处可见正在发酵、色泽各异的染料桶。
在中国传统植染体系中，青、黄、赤、白、黑称为五色，通过五色混合，再攫取其他的颜色。邵旻告诉记者，同种色系背后还有多种植物，例如，黑色系染剂有胡桃、橡木、鼠尾草等；黄色系可用荩草、槐花、栀子、石榴；蓝色系用板蓝根、青黛；另外，核桃皮、栗子壳、柿子染出卡其灰色。“自然给予的灵感是无限的。接触植染前，我都不知道路边常见的野草‘荩草’，是中国最古老的染黄植物之一。”
处理不同染材的工艺也各有千秋，染液温度、浓度、酸碱、染媒等诸多细节让染色过程常充满惊喜。邵旻举例，有相对容易的，如捣碎新鲜丝瓜枝叶挤汁，可染出淡绿色；用黄栌薄染时，可获象牙色，若将黄栌染后过碱水，可染出金黄色。
也有复杂的。如处理新鲜红花，要先淘洗滤干，除去不溶于水的黄色素，仔加入碱水分离出红色素，最后加酸中和，方能染红。
当然，古籍不会记载酸碱溶液的具体用量，植染者只能在不断试错中反复琢磨。邵旻坦言，染出稳定的颜色常需要四到五年。“染色的门槛不高，但极致很难。唯有依靠经年累月的实践与文献查阅，才能尽可能逼近古籍中的颜色。但也正是在染出‘五彩斑斓的红’之后，才能切实体会到古人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鲜艳精彩多了。”
佐证：颜色背后的文化通史
邵旻的工作台上陈列一排饱和度、色相不一的红色染物，来访者好奇翻看时，她会详细地介绍，哪些是汉代的红，哪些又是唐朝、明朝的红。
既已无证可考，植染者又何以确定染出的颜色，就是古书所记载的那抹色彩？在博士论文答辩时，邵旻就曾面对过这样的疑问。“的确，我永远也没法知道。”
历史长河就像是一口井，植染者对着井喊，没有回答，却有回声——邵旻相信历史是能互相佐证的。她告诉记者，以红色为例，汉代之前，中国染红用茜草；陆上丝绸之路让红花成为汉代主流红色染剂；到了唐朝，原产自东印度与马来半岛的苏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入中原，成为重要染料。不同染材决定了颜色的基础。
文化背景也值得参考。如在唐代及明代的医学文献中，均记载了用苏木治疗血晕的验方，除苏木本身入药，情况危急时还可取绯衣煮汁服用。这也能佐证，最晚自唐代起，苏木已是兼顾染材和药材的重要本草植物。在色相及饱和度等细节上，唐朝服饰风格崇尚华贵，色彩明快鲜艳，染出来的红，也应是越鲜亮越贴近当时包容开放的时代特征。“颜色的成型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环环相扣，总能找到对的方向。”邵旻说。
当植染者不再固执纠结于色彩还原度本身，往往能走得更深，发现植物、色彩背后那套更为庞大的中国古代历朝社会政治经济与礼制体系。比如为何称天玄而地黄；又如，‘古人庶人服黄，至唐时，惟人主黄袍’，最易获得染料的黄色，是如何在礼制上实现了庶人到皇家垄断的跨越。邵旻意识到，当她对颜色背后的故事提出追问时，收获的回答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文化通史。
这也成了邵旻深耕植染的新方向，今年，她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以中国历代宫廷服装色彩的礼制研究为方向，期待通过色彩串起古代中国灰暗文物背后五彩斑斓的世界。
闭环：良性有机的互动
邵旻定居朱新村的时间不算长，但某种程度上，她已给乡村肌理带来变化。
朱新村很多村民邻里，都认识这位“市区来的教授”。有村民曾被邵旻雇来帮忙采集红花；也有村民给邵旻带去椑柿、丝瓜、莲藕等，既补充她的染料库，自己也多份收益；还有村民种上了邵旻给的草本植物种子，田地里长出不少稀奇玩意。
邵旻还在村里带动了一场“文艺复兴”。不久前，她买了一百斤棉花，从村里收了两辆保存完好的纺车，请一群会用纺车的村民演示用法，老太太们得以展露深藏已久的老手艺。“我想带着她们一起纺布染纱，让织布这项传统技能也能传承下去。”邵旻说。
她的植染工作室也已成为朱新村的特色IP，让植染这项冷门绝学吸引更多人来到乡村，这不仅能为村里有几处即将开放的民宿引流，也让这项中国传统技艺走进更多现代人的生活，得以延续流传。
除了在乡村带来良性有机的互动，邵旻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实现闭环。比如，她想将植染出的颜色数字化，让中国传统色随着更多美学设计及应用，被全世界欣赏熟知。她还想做自己的纤维艺术作品展和文创品牌，让物质载体赋予色彩具像化表达。“比起单纯商业化，我更希望这些作品能展陈在美术馆或博物馆中，带观众窥见色彩背后的故事，见证绚练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