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背后的长城情
▌孟宪利
广东真空设备厂全体工人的捐款发票
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电梯券”
与长城结缘，源于我的父亲。1961年，我的父亲参与了长城保护和修复工作，下班回家后，他经常感叹长城的宏伟，也感慨古代先民修筑长城的不易。“长城应该永远保护起来。”父亲总是这样说，他的话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大后，我特别重视长城等题材的老明信片和老照片的收集、研究工作。尤其是1984年开始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活动有关的材料我也收集了不少。四十年过去了，我已经66岁，翻开往日的藏品，仍能感受到它热热的温度。
从一张特殊的邀请函可以看出当年筹款活动的丰富多样。这张邀请函写明，1984年9月28日，上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委员会要举办书画义卖预展。当年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在上海也引起极大反响，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文联，以及多家上海市的新闻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市“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委员会，随即举办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捐款和义卖、义演活动。
上海南京路上大名鼎鼎的上海第一百货，拥有全国百货商店中第一部自动扶梯。由于顾客众多，乘坐时常要排队。商场别出心裁，推出电梯券，正面印着“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反面印着“为修长城捐款留念”和“每位壹角”的字样，既筹集善款，也控制人流。就这样你一毛，我一毛，短短20多天，就募得捐款7000余元。意味着先后有七万多顾客通过这种形式，为修复长城添砖加瓦。当年的电梯券，我也收藏了一张。
为长城捐款的有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书法家、艺术家、集邮家，也有普通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体育工作者、学校师生等。我的藏品中，有一张“广东真空设备厂”全体工人的捐款证书和发票（粘在了一起），这家工厂位于广东肇庆，当时只有20多名职工。他们那里没有长城，他们也没有见过长城，但是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于是全厂职工一个不落地参与捐款共128元，并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用于修复长城。如今已经过去了40年，不知这家工厂发展得如何。
我还收藏有一张建筑工人们正在修复八达岭长城南四楼到南七楼之间的长城和敌楼的照片。这张照片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段长城是使用贵州三千万人民的捐款所修复的。《贵州日报》刊出捐款消息后，贵州国画院和相关单位积极募款，以贵州三千万人民的名义向“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办公室先后捐助110多万元，用于修复八达岭南峰长城南五敌楼、南六敌楼、南七敌楼和四百多米的城墙。值得一提的是，贵阳市尚义路小学的学生们把平时的零花钱节省下来，还到社会上收集废酒瓶废纸片和废铁去变卖，筹集了七百多元钱，全部捐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办公室。后来，贵州人民捐款的纪念碑立在八达岭长城南峰第五、六楼之间的山坡上。
坐落于广州的《集邮家》报，于1985年2月20日到26日，利用举办“广州第五届邮票展览会”的机会，主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义捐拍卖会。参加拍卖会的有200多位集邮爱好者。参拍的邮品有100多组，其中不乏一些存世的珍贵邮票，共拍得4万多元，全部捐给了长城修复工程。《集邮家》报还专门为修复长城拍卖邮票制作了纪念封，纪念封上贴的邮票是八达岭长城。这枚纪念封也在我的藏品之中。
有了社会各界的捐助款，1984年7月27日，八达岭长城第一期修复工程拉开帷幕。负责施工的延庆县西拨子乡（现八达岭镇）曹家营村建筑队和西拨子村建筑队等，在八达岭特区基建科的统一指挥下，近千余名施工人员每天从清晨6点，一直奋战到夜幕降临。有的时候为了保质、保量、保工期，不耽误白天施工，他们常常是晚上加班加点从山下往山上人工背运建筑材料，一趟要背上三到四块城砖（每块城砖的重量约30斤）。董永翔先生所拍摄的照片中，就有建筑工人往山上运输材料的画面。尤其是八达岭长城北七楼，也就是“好汉坡”上一点儿，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施工危险大，难度极高，但是，建筑工人们就像我们的先人们修长城一样，一砖一石绝不马虎，保证长城的修复质量。当时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工人们用三根铁管竖在长城脚，在顶端固定一个能旋转的轮轴，用绳子通过轮轴把长城下的城砖和灰、沙、石等建筑材料运到长城上面，提高了工程效率。
四十年间，这些感人的故事一直历历在目，从没散去。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城文化和精神，也将永远传承下去，留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