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荀慧生》往事
方子春
一连几天没出门，我躺在沙发上品茗，看电视。无意间，我在电视里翻到了电视连续剧《荀慧生》，打开，任画面把我引向遥远的时光。
2004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电视剧，与此同时在北影的录音棚为另一部戏配音。发小儿夏钢找到我，邀我在电视连续剧《荀慧生》中饰演荀慧生学习河北梆子时的师娘。我知道荀慧生是“四大名旦”之一，也清楚夏钢导演的实力，这部戏，一定有嚼头。
一天，我去北影家属院的母亲家吃饭，顺路取剧本。拿到剧本，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对师娘这个人物挺有感觉，便将此事敲定下来；人还没进组，就开始写师娘的人物小传。
这时，夏导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说天津话。虽然从事配音工作多年，我却很少“倒口”，不会说天津话，况且那会儿所有电视节目都在说普通话，以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再者，在这部戏中上台唱戏的人，生活里都是自然妆，唯独我这个不唱戏的人造型夸张，再操着一口天津话，会不会太跳？
和夏导商议未果，我就向夏导的夫人、这部戏的联合导演孟朱表明自己的想法。孟导和我的想法一致，可夏导坚持让我说天津话，我只能听他的。
我先找了两位天津籍的朋友学说天津话，一位是北影小卖部的老板娘，另一位是北影的朱玉荣老师。朱老师是我从事配音工作的领路人之一，她不仅仔细看了剧本，还把师娘的台词逐字逐句录了一遍，我极感动。我一直带着这份录音，随时听，随时学，就连拍电视连续剧《吉祥酒铺》时，也在用功。
拍《吉祥酒铺》时，我的搭档是大名鼎鼎的王刚老师，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听我在拍戏的空当学说天津话，他忍不住了：“嘿，你干吗呢？这边还没完，怎么就干别的了？我看看是什么剧本。”到最后，他不忘补上一句：“方老师，您这说的是天津话吗？”
王刚老师绝顶聪明，我和他演对手戏时，还真有点紧张。不管是什么角色，只要这场戏没拍，我会反复看、反复琢磨。王刚老师不这样，下场戏就要拍了，他看一遍台词，上场后一个字都不带错的，您说厉不厉害。
看完剧本，王刚老师告诉我：“你光听录音不行，要从四声上去找，天津话和普通话的最大区别就是四声。把四声掌握好，其他都不是问题。”王刚就是王刚，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荀慧生》开拍时，已是秋天。为了日后少麻烦，导演组最终决定让我说普通话，而此时，天津话早已和台词融为一体，我一张口就是天津话。卡了几次壳，惹得夏导发话：“谁再说天津话，打她。”得，我错了。
我要说说剧组里的三个人，头一个是化妆组的好哥们儿姚钥。
这部戏从秋天一直拍到来年的春节，多次转场，演员很辛苦。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每次拍完戏，人都冻透了。回到驻地，我习惯先去化妆间报到——姚钥早就把火锅准备好了，因为我不吃羊肉，大家等我吃过再开涮。吃完饭，卸完头，人也热乎了，才上楼卸妆。
记得我有一场出门骑驴的戏，之前设计的人物动作是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身上别一个大手绢，扇子用来遮光，手绢用来擦汗。没想到拍这场戏的时候已是春节过后，异常寒冷，风似小刀割脸一般。我怕冻着，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了，里三层外三层，还贴了一堆暖宝宝，连脚底都不放过。
驴牵来了，我踩着“风火轮”准备往上跨。可我穿得太多了，腿没法打弯，抬不起来。这驴呢，还真老实，就让我一次次往上跨，也不踢我。由于携带“苹果箱”（垫脚箱）的车迷路尚未到达，姚钥喊了一声“我来”，摆好架势，打算把我抱上去。他自以为有舞蹈功底，来个“公主抱”没问题，殊不知我不是公主，而是穿成球的大妈。他只抱了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这时，在远处汽车里盯着监视器的导演组狂笑不止，笑得眼泪直流，车身乱颤。最后还是几个场工小伙把我连扛带推送上驴背，也别侧坐了，骑着吧，真怕把驴给坐骨折。当我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准备收工时，远远看到那辆迷路的车赶过来了……
再说说饰演荀慧生的娄宇健，他是杭州越剧团的小生，平日里话不多，很用功，心又细。别看我们俩在戏里横眉立目，在生活中的关系很好。
天冷拍夜戏，冻得人直哆嗦，只要小娄在现场，机器一停，他马上走过来，把我裹在他的军大衣里，让我能暖和些。直到拍下一个镜头时，他才撤下去。一晚上，他就陪我站着，温暖着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最后，说说谢园。我和谢园合作过三次，有两次都演对手戏，他是一个能给人带来知识与快乐的人，哪里有他，哪里就有欢声笑语。表面上他嘻嘻哈哈的，其实满腹经纶。
我喜欢听谢园讲电影。有一次他讲《南征北战》，这部我看过无数遍的电影经他分析、模仿后，我愣是觉得没看过，想重新看一遍。还有一次他正儿八经地建议我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经他一番开导，我真有了读书的打算。夏导一听，直接问谢园：“你跟子春说什么了？让她放弃拍戏去读书？”谢园立马服软，赔着笑脸说：“我就是忽悠忽悠，为咱学院做点贡献，创收嘛。”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瞎说啊，你别听我的。”可夏导一走，他又小声劝我：“上学去！一定！”
这就是谢园，一个让人发笑，又让人怀念的好人。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挺庆幸，往事还都留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