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邓云乡先生的交往
李乔
我与著名文史学者、红学家邓云乡先生的交往，起于读他的两本书。因为我上大学时写过北京史论文，又素对鲁迅的文章感兴趣，所以当我在书店里见到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便如逢故人，立即买下，并就此记住了邓云乡这个大名。之后，我又读到他的《燕京乡土记》，时值《光明日报》搞书评征文，我写了一篇《燕京乡土记》的书评，获得一等奖。估计邓公看了这篇书评，因我曾听人转述，邓公说，“北京有个李乔，不错”。我与邓公就这样“隔空相识”了。
我编辑过《北京日报》的文史版、读书版，曾多次向邓公约稿，和他的交往随之变多，但主要是书信往来，我只在邓公担任87版《红楼梦》的顾问时，到剧组驻地和他见过一面。他的外表太质朴了，没有民国老学究或洋派教授的那种斯文气，更没有居高临下的派头。让我惊讶的是，他在上海待了那么多年，怎么说的话近于京腔呢？后来我对邓公的了解加深，崇敬也随之增长，他的学问和人品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典范。
我写过三本社会史著作：《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中国师爷小史》《清代官场图记》。追溯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多少受邓公著作的影响。尤其写《中国师爷小史》时，他的《汪辉祖及其著述》一文对我有发蒙的作用；汪辉祖是清代名幕，他的史料是我研究清代师爷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邓公的书斋名为“水流云在轩”，取无争、舒缓之意，类如陶渊明之“云无心以出岫”。邓公为人正派、平实、自然、不张扬、不自夸，我自觉受过一点邓公人格的影响，或者自豪些说，我与邓公属于同类人。我有过升官的机会，但我舍不得书斋。邓公，还有孙犁、黄裳等先生的书，对我坚定一辈子穿长衫而不穿补服，起到楷范的作用。
邓公的文稿是极易编辑的，因为几乎无懈可击，不用编。若改动，也是因版面有限而删节。有时邓公写得长了，不知能否全文发表，便在稿上画出可以删节的地方，这样编辑既省事，又不为难怎么删节。我仍保存着这样一篇手稿，每每睹之，总会心生感动。
邓公身上很有点民国文人气，现在叫民国范。他写信常用毛笔和花笺，还特制了一种自用笺，前端印“红楼”二字，末端印“水流云在之室自用笺”。他贺年时，也沿袭旧俗老派——有一天逛潘家园，我看到一张信纸大小的贺年片，用毛笔书之，字迹圆润秀劲，署名“晚邓云骧”，有“水流云在之室”印。这无疑是邓公之作，写给一位前辈先生的，我立刻买下。以毛笔亲书贺年片，比时下流行的微信拜年不知要增重多少情谊。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邓公总是倍加爱惜并勉力行之。
我赞成止庵先生的话，“世间再无邓云乡”。邓公的本事，难学；邓公的特殊价值，不可再生。有时我看到北京的某个文物被破坏了、某条古巷又消失了，就想，若是邓公在，写一篇关于这个文物、这条古巷的文章，登在报上，也许它们就保存下来了。但世间再无邓云乡。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