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忠臣”扬名的顺天巡抚方大任
转自：新安晚报
明天启年间，阉珰魏忠贤乱政，诸多在朝正直官员或被下狱，或被罢免，或干脆直接请辞。方大任因上疏弹劾魏珰，也被罪削职回到桐城，一时无事，就整理了高祖方向的遗诗，并请他的同乡好友叶灿作序。叶灿《刻方给谏公诗叙》文后，还附有当时名流卓发之的评论：“绝不经意，生气满楮。事可传，文亦可传。”果然，方大任这位大器晚成的桐城籍顺天巡抚，以“真忠臣”而被传扬至今。
一介读书人，生死何尝畏
方大任（1565-1634），字玉成，号赤城。叶灿（1566-1643），字以冲，号曾城。两人可谓总角之交、至老不渝。叶灿的诗文集《读书堂稿》和《天柱集》，其中写给方大任的诗占比最多，文后往往附有方大任的点评；方大任的诗集基本佚失了，所幸潘江《龙眠风雅》还保留了一百零七首，其中写给叶灿的诗也不少，有句云：“眼底交游能几人，叶生于我情最真。”表明他俩关系非同一般。难怪潘江称他俩“志趣䜣合，胶漆之谊始终一致”。
读书可谓方大任一生的最大癖好。“束发慕奇癖，读书万卷余。”“掩耳谢时贤，一心抱区区。”这是方大任《咏怀诗》中的句子。他自幼颖悟绝人，又善读书，皆能过目成诵，才名惊动一时。叶灿说：“馆舍与余舍相近，以故余得从之游。”他们两个人读书的馆舍相邻近，常常“以诗古文相切劘。遍发古今书读之，自昼达夜，自春徂秋，孜孜矻矻，惟此一事”。
因弹劾权奸而落职乡居，方大任赋闲无事，遂一心沉浸于读书。城西灵泉寺有一座书院，周边人家虽繁，然院内颇为雅静，深得方大任喜爱。他每天晨往暮归，像童子就塾一样。他还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读完一定页数的《二十一史》才罢休。
自称“大明读书人”的桐城姚康说，“但有书可读，便是人生一福。然有书者，又未必能读耳。吾乡有两先生，足为千古读书者榜样，其一为方中丞逢吉，一为少宰以冲。”姚康在文章里写方大任天启年间遭珰祸，落职后回桐城家居，尽管知道阉珰肯定不会放过自己，迟早要来抓人，还是坚持淡定地读书。后来果然诏下，有司拘逮，方大任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书。姚康因此称赞：“公之于学，黄霸、夏侯胜之事不足道矣。”黄、夏为汉时人，诏狱中仍读书问学，不畏生死。
大器终晚成，科名岂足贵
方大任虽然早慧颖悟，却因年少家贫，又耽于吟咏，以致屡上公车而不得及第。但方大任似乎并不在意科名。在《霞起楼诗叙》中，叶灿写方大任：“及为诸生，甚落魄，又家赤贫，人无知之者，而玉成亦不求知于世，校书小村落中，以自给，终日吟咏，泊如也。”
直到万历癸卯（1603）科，39岁的方大任才中式举人；又过了十三年，52岁时，满头寒霜的方大任，才与年方25岁的从侄方孔炤一起，成为丙辰科（1616）二甲进士，可谓大器晚成。比较起来，叶灿要稍显幸运。叶灿于34岁时中式万历庚子（1600）科举人，比方大任早了三年；十三年后的万历癸丑（1613），叶灿中式进士，又比方大任早了三年。
在古代，攻读举子之业，往往耗费读书人一生的精力，所谓“白首老童生”更是常见，很多读书人因此对举子业又爱又恨。方大任则对举子业并不放在心上。在《霞起楼诗叙》中，叶灿写方大任只顾读书，甚至“视一博士弟子员如赘旒矣”。在叶灿的劝说下，方大任才“半以工诗、半以工举子业。而举子业遂与诗俱工。乃玉成好举子业，终不胜其好诗”。
及第后，方大任回忆多年来的寒窗苦读，不禁感慨万分。于是，他改字“逢吉”，并将这些年来的手稿整理成书。为之作序的，自然就是曾与他朝夕相处、寒窗共读的叶灿了。在《方玉成稿叙》里，叶灿深情回忆从前：“忆余与玉成同读书，两人阖户拥一案，相向而坐，口吟哦而手丹铅者，日不知几何版。如此而朝，如此而暮，如此而秋，不知其几何年。”
为国击权奸，家风诚不愧
与叶灿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编修不同，方大任第一份工作是北直隶的元成知县。期满考优，以公正廉明为最，擢升广西道监察御史，走上了与高祖方向一样的纠察百官之路。
方向对其玄孙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叶灿在《刻方给谏公诗叙》中说，方大任就喜欢讲述其高祖方向的故事，“痛其一代经济之才，以忤党被谪，不得竟其用。”方向在朝廷担任给事中时，“风节凛凛可畏”。方大任担任监察御史，也是刚猛秉直、言不避祸。天启癸亥（1623），方大任奉命监理昭陵时，发现大珰魏忠贤私自逾制建造生圹，随即予以纠察弹劾。方氏家谱称，此时逆珰犹未甚，“公发其奸最早”，方大任是弹劾魏忠贤最早者之一。魏忠贤当即大怒，欲加其罪，幸亏辅臣韩爌周旋其间、曲救得免，但方大任仍被削籍落职。
在弹劾魏忠贤时，方大任曾在上疏中表示：“臣高祖给事中方向，曾劾巨珰陈祖生于孝宗之朝；臣从曾祖方克，曾劾巨珰邱得于世宗之朝。臣为国击奸，实不敢容默，为家世羞。”于是朝野倾瞩。方向曾经任言官，方大任也担任过言官；方向因弹劾大珰被谪，方大任也因忤珰被削籍。故而叶灿在叙中说方大任与其高祖方向“其官言路同，其触忤大珰又同”。
崇祯朝立诛权奸，气象一新。方大任官复原职，任河南道御史，很快升为佥都御史，时年已六十四岁。《龙眠风雅》载：方大任出巡山海关时，依旧例只需“弥节关内”即可，但后金虎视京城，军情变化瞬息，他还是出关巡察千余里，整肃军纪，查处了因克扣兵饷而激起兵变的某督抚，与总督袁崇焕一起经画方略。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出守通州，正值后金大肆攻掠。方大任与镇守将帅谋策定计，营垒固防，顽强坚守，通州城赖以保全。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称扬方大任：“公性清峻，官至开府，家无千金之资。”并提及一事：朝廷暗中监察战争前线官员动静，有次查到方大任的一封家书，发现“无一字语私”，崇祯皇帝得报后嗟叹良久：“真忠臣也”。
举贤荐里闬，表遗无所讳
在明末朝政混乱、人才匮乏之际，方大任奉公举贤、不避亲仇，曾联合同乡左光斗，上《荐同邑三贤疏》，借用庄子“无用之用为大用”的观点进行阐述。但庄子强调“无用是大用”，目的是逍遥于世外，以获得精神自由；而方大任更强调“无用”的“入世之用”。因为有用之用显而易见，无用之用隐而难知。“四海之大，岂曰无人？耳目未及，不敢妄举。”可见，方大任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今天也不无启示意义。
在疏中，方大任与左光斗共同举荐了三位同邑乡贤。一位是原任翰林院编修的吴应宾。吴氏因目疾告归，数十年来绝意仕宦。然吴应宾品行高洁、学问渊深，其居乡讲学与著述，都对挽救当时混乱的人心极为有利。方大任认为当前最大的隐患，就是分门户而重恩仇，植朋党而忘君国，以至于水火不容。“其弊皆属之有我，而其根起于不识性。倘使应宾在位，决无此事；倘使人能读应宾之书，破除我见，会归性宗，又安得有此事？”第二位是原任四川巡抚吴用先，本是满腹经纶之才，却赋闲在家八年，“优游白社”；第三位是原任陕西布政使的盛世承，可谓“卷历世之功名”，这几年却“栖遁青门”。
疏上，诏加宾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吴用先复召为工部侍郎，再擢为蓟辽总督，使蓟辽兵政焕然一新，边疆要塞安定无事。惜天启乙丑阉珰杀害左光斗等正直臣工，吴用先遂愤而辞归。盛世承也被起复重用，同样遭珰祸被削籍归里，后于崇祯时起复，累官至南光禄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