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规模情结！潘功胜为货币政策立场定调
6月19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年陆家嘴论坛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及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近期对金融数据‘挤水分’的措施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变化，而是更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人民银行正研究落实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这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研究明确主要政策利率，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就货币政策、金融数据等热点话题，潘功胜进行了深入剖析，为货币政策立场定调并提出诸多适应市场的改革方向。
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
“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潘功胜首先定调。对比国际来看，欧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降息，一些央行仍在观察，预期今年晚些时候落地，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支持性”何以体现？总量上，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结构上，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加大对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的金融支持；推出房地产支持政策组合，包括降低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个人房贷利率下限、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并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市场化方式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潘功胜表示，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7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15%，聚焦支持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近两月的金融数据中，社融、M2增速下滑引发市场对于存贷款“挤水分”的热议。5月金融数据“喜忧参半”，数据显示，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14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9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4.8万亿元。截至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01.85万亿元，同比增长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91.93万亿元，同比增长8.4%。
对此，潘功胜明确，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国家统计局优化季度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式，由之前主要基于存贷款增速的推算法改成了收入法，更真实地反映金融业增加值水平，弱化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冲时点”行为。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商业化、市场化进程，一些金融机构仍然有着很强的‘规模情结’，并且以内卷、非理性竞争的方式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这是不应该的。”潘功胜强调。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容易消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监管已加强规范，包括促进信贷均衡投放、治理和防范资金空转、整顿手工补息等。
潘功胜指出，短期内，这些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会对金融总量数据产生“挤水分”效应，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利于均衡信贷增长节奏，缓解资源配置扭曲，减少资金空转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直在动态演进中。面对市场对于最新金融数据表达的“担忧”，强调立场的同时也需要扭转传统观念、设计新的统计方式。对此，潘功胜提出了“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
“传统上，我们对金融总量指标比较关注，但也在不断优化调整。”潘功胜解释到，过去，货币政策曾对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总量增速设有具体的目标数值，近年来已淡出量化目标，转为“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等定性描述。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信贷增长也在发生变化。货币信贷总量增长速度的变化，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及与此相关联的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变化的反映。
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即要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潘功胜指出，当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时，如果把关注的重点仍放在数量的增长上甚至存在规模情结，显然有悖经济运行规律。需要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为什么需要调整？一方面从总量的数学关系看，增速是增量与全部存量的比值关系。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390万亿元，M2余额超过300万亿元，宏观金融总量规模已经很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也是自然的；同时，很多存量贷款效率不高，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信贷结构变化看，当前近25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较大，但这部分已不再增长反在下降。“剩下的其他贷款要先填补上这个下降的部分，才能表现为增量，全部信贷增速要像过去一样保持在10%以上是很难的。”
此外，潘功胜提出，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看，也需要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随着金融服务便利化、金融市场和移动支付等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符合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1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发生了重大演变，需要考虑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动态完善。个人活期存款以及一些流动性很高甚至直接有支付功能的金融产品，从货币功能的角度看，需要研究纳入M1统计范围，更好反映货币供应的真实情况。
明确主要政策利率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然而，央行政策利率品种较多、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利率关系复杂等现状仍存在可待改进的空间。
潘功胜表示，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
谈及如此设定的原因，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评价，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有望优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的流程，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稳定市场波动。
“从近段时间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看，市场利率已经能够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波动区间明显收窄。如果未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需要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让市场心里更托底。”潘功胜说道。
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另外，还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
央行买卖国债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潘功胜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人民银行正在与财政部加强沟通，共同研究推动落实。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整体是渐进式的，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也需同步研究优化。“应当看到，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未来央行开展国债操作会是双向的”，明明同样表示，与一些发达经济体QE操作不同，有收有放的流动性管理将有助于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也有助于保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要“纳新”也要“整理”。潘功胜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总结经验道，应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基本原则，定位于常规总量工具的有益补充，通过内嵌激励机制，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并注重防范道德风险。未来，将合理把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规模，已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工具及时退出。
展望未来货币政策调控与实施，潘功胜提出，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与此同时，更要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央行能够把政策考虑和未来展望，及时与市场和公众进行比较透明、清晰的沟通。透明度提高后，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都会增强，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动向会自发形成稳定预期，合理优化自身决策，货币政策调控就会事半功倍。”潘功胜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