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是汝师
袁恒雷
《从师记》刘跃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荀子·礼论》载：“天地者，生之本也；生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天地君亲师”的推崇在《荀子》中正式形成，并影响千年。古今中外，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有无数师生间亲善的故事令我们动容。我们聆听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谆谆教诲，我们推崇“希腊三贤”之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柏拉图乃至师祖苏格拉底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更是从小受教于韩愈《师说》中的格言教益：“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老师，在我们人生路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指导角色。良师益友，可遇而不可求。当代著名学者刘跃进将其多年来求师问道、对诸多前辈学人的致敬与怀念文章汇编成卷，是为文集《从师记》。作者饱含感恩之心怀念诸多前辈师友的一路扶持，对学术的挚爱贯穿始终。读罢，令人感叹一代学人成才不易，转益多师是汝师。
求学问道
学海无涯甘苦寸心知
本书记述了百余年来大量前辈学人的治学风采，展现了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杭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学术气象，将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尊师重道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其主体部分的确是讲刘跃进一路走来是如何遍访名师、求学问道的，尤其是考大学、攻读硕博这一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这段人生经历对刘跃进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更是帮助他确立了奋斗的方向。
刘跃进成长于编辑世家，父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少年时的刘跃进在北京可谓是“大院子弟”，只是特殊年代，从入学开始，就没怎么好好上过课。很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命运对待这批人是一样的。作者以近乎传记式的笔法，真实再现了少年时代从北京来到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的三年，再从1972年初只身回到北京读书，到北京郊区开始知青生活，以及1977年准备两个多月后参加高考，直至考上南开大学读本科、考进杭州大学读硕士、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等。一路走来，正是青年时代刘跃进孜孜不倦的遍访名师之路。
这个过程，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黄湖农场只生活了三年，但这三年的锻炼是显而易见的，比起刘跃进日后回到北京读的初高中，特别是本硕博时代的几大名校，反而是黄湖时期的三年经历最为刻骨铭心。这三年的学习与生活条件自然是最差的，但正是吃了这苦中苦，日后他在求学问道过程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以昂扬的姿态实现了一个个求学梦。
互文照应
史事结合时代学人记
《从师记》是一部怀人记事散文集，主要记述的是刘跃进青年时代攻读本硕博及工作以后，对自己成长有过一系列帮助的前辈师友的故事，将一段段学人交往故事呈现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众名师大儒的治学风采。既具有学术史的扎实严谨，更是文学手法的生动讲述。
虽说本书分为以个人成长经历为主的上编和对前辈学者追忆纪念为主的下编，但撰写思想是统一的，都是对赐教于己的诸多师友的感恩与怀念。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在上下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互文照应——那就是前文讲述的人物故事如果没有展开，这个人物若还很重要，会在下编的文章中适时提到。前后呼应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也使得全书变得浑然一体。
最典型的当属王继权老师。1977年10月下旬，刘跃进正在准备高考复习。他有幸遇见了来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两位老师。两位老师不仅告知了他一些高考知识，还在回到上海后，为他寄来一些复习资料，嘱咐他如何复习，怎么答题。这是在上编《“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出场的王继权老师，没有任何肖像与对话描写，粗略几笔交代，更像是一条草蛇灰线、绵延千里的线索铺垫。直至在下编《来谕惓惓，亲如促叙——记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一文中，作者塑造了一位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名师形象。
从师承关系来说，二者并不是学校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可自古以来，师长与学生的关系含义本就是广义的。他们虽然只见过三四次面，通信二十多封，但对刘跃进的成长影响巨大。从准备高考的殷殷叮嘱，到上大学后学习方法的指教，再到攻读硕士时期的诚挚建议，直至学位论文选题的方向指导。既是学业导师，又是人生导师，良师益友，不过如此。在王老师指导之下，刘跃进收获巨大，“理论和历史容易理解，王老师所强调的现状，就是学术研究的状况，希望我注意学术史的学习。我后来基本上按照王老师的指点，注意理论、历史以及学术史的学习研究，受益无穷。”
赓续接力
师者，可以无限宽广
身为一名一线教师，读刘跃进写到的诸多有关教学的故事常常引发共鸣，并感觉受益良多。在本书中，作者的身份从一名一直求学的学生，成长为学习层次渐高的青年教师学者，再到近些年在学界已颇具影响力的当代名家。这种赓续接力的传承在本书中形成了清晰可见的轨迹，而当中刘跃进和一众学者探讨交流出有关求学、治学的思想与具体方法，开列的一系列书单，无疑会给有志于学业的诸多人士以启迪借鉴。
在笔者求学与教学的这些年中，也会遇到一些和书中讨论的相同、相似的问题，比如，学生们喜欢怎样的老师？为何有的课堂会呈现“网红”式的爆火状态，不仅课堂座位一座难求，连走廊过道都挤满了人！而另一部分老师却要依靠点名、挂科、补考等方式让学生被动而来，除却学生的懒惰等因素外，教师的课程不够吸引人显然也是原因。刘跃进在清华大学有过十余年的一线教学经历，他在本书中有论述：“同学们不爱听你的课，教师首先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能怪罪同学。你的课讲好了，自然有人来听；你的课没有意思，反而强迫人家来听，作为教师，应当感到丢脸，而不应理直气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学们是最公正的裁判。要对得起学生，同时也要对得起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与此相关的，在教育界流行多年的类似提法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么，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呢？刘跃进说：“首先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讲出一分，起码得有十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课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同学们可以举一反三，这对他将来的自学将会受用无穷。其次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教书育人，应当现身说法……要把自己与学生们摆在平等位置上，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不忌讳自身的弱点。只有这样，才会使讲课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同学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从听课当中、从前人境遇之中学会怎样处世，怎样处人，怎样处己。”
刘跃进的教学思想，以及他与其他学者们提出的读书治学方法，是本书最可宝贵的内容，不仅惠及当代，也定然泽被后世学人。刘跃进的尊师之举常常令人动容，他不仅像傅璇宗那样“对前辈极为尊重，与平辈倾心相交，于后学则提携不倦。”他甚至以自己的学生为老师，比如最典型的是学习周广荣，周生在佛教和西域文明研究方面有独特造诣，而刘跃进一直对这方面颇有兴趣，因而谦虚道“广荣也真是我的老师”。
“他（编者注：王继权）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后学，让他茁壮成长。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也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培养学生，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的最好回报。”恰如刘跃进在本书中阐述的，以亲授自己的老师为师、以间接帮助自己的老师为师、以学生为师、以古今中外图书为师，师者，可以无限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