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谈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允许“热钱”快速跨境流动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
8月19日,“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发表了主旨演讲。
“亚洲金融危机演变的大致情况:危机于1997年7月2日从泰国爆发,在东亚各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延续一年有余,到次年8月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达到高峰,并波及到各国金融市场,世界主要国家逐步进入救治,危机在1999年结束。”楼继伟说。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楼继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东亚各国经济存在弱点,很难应对外部冲击。一是东南亚各国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以出口导向为主,一段时间相当成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二是为追求高速增长大量借入外债,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过热。三是金融市场脆弱,监管缺失,却过早开放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并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普遍高估。这有利于企业境外融资,同时也为国际“热钱”跨境炒作带来机会。
其次是国际因素。一是,国际收支项目完全可兑换是当时国际组织和经济界的共识,并不顾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向发展中国家力推资本项下可兑换。二是,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存在弱项。例如宏观对冲基金通常持有数十倍的杠杆率,蕴藏极大风险。他们集群式攻击他国经济弱点的行为,不受任何管制。三是,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经济金融相互影响,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相互传染性。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得到体现,有些甚至是戏剧性的。
楼继伟表示,这期间有几个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第一,是泰国。“这是最早受到国际热钱攻击的国家。刚才所列举的国内经济的弱点,在当时的泰国都比较典型。1997年初国际热钱针对这些弱点开始攻击,到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际是应对失败。汇率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高企,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大量的企业破产,员工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条件是实行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继续维持资本项下开放,大力推进金融和企业部门改革。”
第二,是马来西亚。“这是随后受到攻击的国家。1997年8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汇率大幅度下滑,也采取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迅速进入衰退。政府随后将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改为适度宽松,并加强了资本项下外汇管制,还利用适度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创造的一些工具,推进金融和企业部门改革。在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条件下,马来西亚以较小的代价度过了危机。”
第三,最戏剧性也是最深刻的发生在香港特区。“在危机发生之前,香港经济也处于过热状态,特别是资产价格过高。1997年10月国际热钱开始攻击联系汇率制度,政府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抬高融资成本的办法应对,但又造成股市大跌,热钱通过沽空股指仍能获利。这使得更多的对冲基金看到赚钱机会,形成狼群效应,从而在次年8月卷土重来。特区政府出人意料增加了新的工具,直接动用外汇基金,购买股票和股指期货,一场多空大战打响。随后中央政府宣布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捍卫港元,向对冲基金施压。有一重大事件必须提及,就是8月17日俄罗斯国债违约并暂停国债交易,这使得知名量化对冲基金LTCM大幅亏损濒于破产。而LTCM杠杆率约为50倍,如果千亿美元级融资违约,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将造成重大冲击。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美国监管当局要求金融机构收回对冲资金融资。在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国际热钱失败离场。”
第四、中国的特殊作用。“当时中国经济与东亚各国周期性错位。为应对1993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框架,1994年开始实行全面配套改革,并实行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外汇外贸管理制度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取消双重汇率,市场汇率在一定幅度内双向浮动,二是取消各种针对出口的优惠政策,实现外贸领域自由准入。从而中国在1996年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条件,即本币经常项下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迅速转弱,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承担地区大国责任。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扩大内需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在此之后改革的重点转为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金融市场开放,根据客观条件针对性的逐步放松资本项下外汇管制。”
在楼继伟看来,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八点启示:
第一,自身的结构性弱点是根本性的。特别是杠杆率过高、过度依赖外部债务、资产价格虚高、维持过高的本币汇率,造成国际收支失衡。这些结构性弱点如果不及时解决,早晚会爆发危机。外部针对性的攻击不过使危机爆发提前,更为惨烈。
第二,要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实现本币经常项下可兑换。对资本项下完全放开要做谨慎评估,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经济大国和处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经济体,才会利大于弊。允许“热钱”快速跨境流动,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
第三,要加强金融监管,并形成监管合力,健全自身金融市场。要认识到资本出于逐利动机,总会寻找监管漏洞,如果漏洞过大,金融机构不顾风险过度加杠杆,会加大系统性风险,最终对己对人都会形成祸害。
第四,尽管过分松弛的财政金融纪律是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危机发生后,还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并全力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然后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恢复常态,尽量争取损失最小化。
第五,改革必然导致既得利益调整,危机有利于加强改革共识。东亚各国在危机发生之后,都大力度推进改革,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职能调整各方面,改革是全方位的。十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的冲击相对较小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经济全球化带来效率的提升,也加大了风险的传染性。亚洲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各国开始,随后传播到东北亚地区,再压低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进而使俄罗斯也陷入危机,国债违约,又影响到美国。这说明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是全球公共事务。
第七,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东亚各国强烈要求下,1999年G7国家财长提议成立金融稳定论坛(FSF),但这一论坛十年内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直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论坛改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全球金融稳定评估、统一监管标准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也是危机触发共识的绝好例子。
第八,现在更需要全球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代表性国家在合作共赢上达成共识。2018年起风云突变,贸易摩擦、技术脱钩、甚至产业补贴政治化,今年又发生地缘军事冲突。世界经济政治将走向何方?会不会发生更强烈的危机?回望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如果当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机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没有如果,今天回望历史,不过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训,尽管再艰难,还是要重走合作共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