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寺 相传明建文帝曾在此小住过
□龚毅
我的初中是在重庆市25中就读的。那时,每天从九尺坎去学校,都会经过小什字的罗汉寺。看见罗汉寺的山门,却从未进去过,因而没啥印象。据说北宋时期的重庆古城,此处还尽是些崎岖小路,罗汉寺内的古佛岩也是一条又长又窄的石板小路。人们从这高大石头的中缝穿过,上走龙王庙大梁子,下到朝天门。
后来工作了,进去过几次,对它有了些直观认识。2017年的一天,我在罗汉寺向方丈释智丰大师请教了一番,方才比较了解了罗汉寺的今昔。
早期名曰治平寺
罗汉寺位于渝中区民族路,占地面积约5160平方米。系川东地区著名古刹,亦是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庙之一。据传,由祖月和尚创建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并以宋英宗赵曙年号而名治平寺。
道光《重庆府志》载:“治平寺在府治北,后有古佛岩,诗刻甚多。”罗汉寺开山祖师为祖月禅师,著名方丈有隆法、宗仙法师等。该寺传承法系为临济宗。《蜀中名胜记录旧志》记载,“寺有石刻‘西山佛’三字,旁刻开山祖月名。祖月,宋治平时僧也。”寺因罗汉洞而建。《蜀中名胜记》载:“治平寺……有罗汉、先天二洞,皆古洞。”
罗汉寺因北宋祖月法师开山弘法,并以北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命名“治平寺”;然而,在清人龙为霖的《募修藏经阁引》中有“环古刹带清池,径从石罅中入,自唐以来,殿阁崔巍,迥出尘表”之文中,提出了罗汉寺“始于唐朝说”。
不过,龙为霖的一篇文章说罗汉寺“始于唐朝”,似乎不足以信,但又找不出佐证。所以,只能姑且说罗汉寺肇始于唐朝,扩建于北宋治平年间。
治平寺扩建当时,殿宇巍峨,规模宏伟,雄冠一时;其地东至岳王庙街(今筷子街)、治平巷,西至育婴堂巷(今五一路),南与长安寺相接(今重庆市25中内),其大山门延伸至今新城门街(今水巷子下段)的千厮门;寺内曾建有大雄宝殿、藏经阁、龙神池、西湖池、书院等。
罗汉寺历经沧桑,几度兴废,地盘或大或小,寺名亦经多次更改,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才定名罗汉寺。
罗汉寺一位叫任辛的僧人朋友,2017年曾提供给我的一份资料中称:据民间相传,明惠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陷南京之时,建文帝朱允炆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建文帝朱允炆带着臣僚往西南避难,路过重庆,曾在罗汉寺小住过。
募捐修缮藏经阁
龙为霖(1689-1756年),重庆府巴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历任多地知县、知州、同知、知府等职,回到重庆后,他“家居二十年”,经常与知己数人到治平寺雅聚。为募捐修缮罗汉寺藏经阁,曾撰写《募修藏经阁引》,写出藏经阁的由来及壮观。
藏经阁,即罗汉寺古佛崖,乾隆时王尔鉴的《巴县志》称:“藏经阁,在西湖池岸,一名古佛崖。明嘉靖元年建,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有前明杨升庵诸公诗碑五,成都守冀应熊题‘选佛场’额。”
龙为霖的《募修藏经阁引》分三层表述:第一,写天下山川奇胜,景物清幽,大半皆在禅房僧院,始信梅宛陵之诗:“从来绝胜不离俗,未有幽深不属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人学士、鸿章椽笔,怕“岁久散亡”,常“多借古寺残碑,流传征信”。而士君子车尘马足之倦后,来禅院憩息,既可“静烦嚣,娱心志”,又可题诗撰文,给禅院增添了许多清词雅韵;第二,写藏经阁是巴郡形胜中之首屈一指者。表现在“环古刹,带清池,径从石罅中入”。自然景观美:“自唐以来,殿阁崖巍,迥出尘表。又有禅藻亭、宝素亭诸胜,藏古遗迹如宋苏东坡、明杨升庵诸乡先生及宦游过此者石刻咸在焉。非所谓幽深胜绝者欤!”人文景观美:再加上郡守李公在阁旁选地创立书院,许多士子亦爱其“地僻景幽”,来这里“藏修息游”,文化氛围浓;第三,写募修藏经阁之缘起。僧某以殿宇诸胜渐渐颓破,独遗碑林立,怕数百年后故物将剥落湮灭,故“重为伊咎”,“亟谋募化,意在存古”。而作者则想到书院在阁旁,“如人共室而居,气象盛衰,相为表里。”所以愿为它“走笔而为引”,希望“十方檀越,不吝布施……诸先达遗刻,永垂莫坠……即四方骚人墨客,访胜来游,将发抒胸臆,流连咏歌,更复何极!”
有钱出钱,有题咏墨宝赠题咏墨宝,使藏经阁焕然一新,形胜更加光彩。此文由远及近,把募修藏经阁之意义、作用阐述得非常亲切、平易、自然,使人不觉突兀,自愿投入捐赠之行列,达到了“募修”的目的。
1912年,时任方丈释海清继修法堂、戒堂、禅堂、客堂、观堂等,罗汉寺更具规模。
寺内的古迹文化
罗汉寺大山门的两侧,有一副对联:“法门平等人天共仰,觉路光明凡圣同游”。寺内长20多米的古佛岩,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存有宋代摩岩石刻佛像400余尊,长逾20米,艺术价值颇高,其中卧佛涅像、观音像和供养人像等,风格颇近大足宝顶山石刻。除人物造型之外,还有龙、虎、象等形象,是佛教石刻中少见的艺术珍品。
大雄宝殿重建于1948年,匾额由川东巡宪王孙蔚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五月所书。大雄宝殿中有许多佛教艺术珍品,有泥塑释迦牟尼和迦叶、阿难,背后是明代铜铸西方三圣莲坐像三尊,大小缅甸玉佛数尊和清代木刻五寸高的五百罗汉像,清代木刻三尺高的十六尊者像,以及清代木刻天方一块,保存完好。有明代的“西方三圣”铜铸像,缅甸的“释迦牟尼成道玉佛”,临摹印度壁画“释迦牟尼离宫出家图”,是全国开放寺院中稀有的一幅佛画,属寺藏之宝。
寺内藏经楼藏有汉文大藏经、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以及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籍,计有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佛教典籍四万多册,其中珍藏佛经五部(完整的佛教经典13000多册、散本经论1000多册);有珍贵版本《碛砂藏》和《频伽藏》。还存有经板千余块和不少的古铜、锡、瓷器、珍贵木雕、金属佛像、古刺绣等。还有众多明、清两代古籍字画等。
罗汉寺寺藏五百罗汉图长卷(17米),是国内今存罗汉像最早蓝本。
现在罗汉堂内造像总计524尊,其造型细腻精巧、神态逼真,其造型以寺内藏珍稀画卷罗汉飘海图为旨圭,参考南京碧云寺、武汉归元寺、云南筇竹寺、新都宝光寺罗汉塑像之精粹。罗汉造像其工艺采用生漆脱胎法,防潮防蛀,弥久恒新。史载,此法始轫于秦汉,光大于隋唐,旁落于日本;宋元以降,几成绝响;海内惟武汉归元寺于清代采此法塑像。五百阿罗汉一改平排列座旧俗,在空间布局上高低伏昂,错落有致;罗汉们或高卧林下,或濯足清流,上下左右各显罗汉神采;经行路径则纵横交贯,宛若九宫错杂,八卦往复,使观者顿生扑朔迷离之慨,徘徊流连之情。
1957年,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罗汉寺拍摄《佛教在中国》大型纪录片,摄制组曾在罗汉寺多处取景,该片介绍我国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与传承,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宗教政策,在东南亚及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5年香港映艺娱乐有限公司在罗汉寺拍摄《疯狂的石头》,成为我国小成本商业喜剧片的经典之作。该片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不少观众慕名而来,参观罗汉寺就是为了一睹拍摄现场风采,极大提升了重庆罗汉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及影响。
明代碑刻明碑亭
在罗汉寺大山门内右侧,有一个明碑亭,里面有明代碑刻两块:一块刻着“西湖古迹”,一块是“三诗碑”。
“西湖古迹”石碑高2.1米、宽1米,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由重庆知府余新民题,户部侍郎倪斯蕙书。经过近400年的岁月雕琢,石碑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稀可辨。
西湖,又名“西湖池”。龙为霖在《募修藏经阁引》一文中提到的藏经阁,就在西湖池畔。西湖池早已消失。清乾隆十六年,时任巴县知县王尔鉴所撰《巴县志》卷三(古迹)中记载,“西湖池,古名‘澹泉’明太师蹇义储藏御赐太湖石故园也,中有台四,通小艇,自飞仙观左直达藏经阁,俱生成石壁,多前人诗刻,为官民迎鉴,游泳之处。”系明朝太师蹇义所修。据民国版《巴县志》记载,西湖池“旧基东至玄天宫岩坎,南至飞仙观,西至藏经阁石岩,北至治平寺。池中心周围五十一丈,长十五丈,宽十丈五尺有奇。”
西湖池边曾修建“西湖大社”,明末清初重庆大儒刘道开居士(1601-1681年)记载:“肩舆日至,无间风雨,或共老衲谈禅,或与骚人劈韵,或观高阳酒徒衔杯,或听乌有先生说鬼。”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北厅志》记载,倪斯蕙(任过户部左侍郎等职)“于治平寺右建西湖社,延揽名流,嘘植后进。社中多贮书籍,许人借观,以次递换,以贫而就读者资其膏火,每月两会课,前帖括,后古学,一时人才,多所造就。”
西湖池后干涸淤塞,逐渐消失。原址被填埋,建起了二郎庙、龙王庙等大小庙宇,后均逐渐消失。
“三诗碑”,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仲夏所立,上面刻着喻时写的《过滩》《舟夜》《重庆》三首诗。喻时(1506-1571年)号吴皋、海上老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官至南京兵部和户部侍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缮罗汉寺。在如今高楼大厦林立的小什字,罗汉寺成为游人向往的佛教景观。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