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做生活,走四方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爷爷说:“哪里有钱赚,他就去哪里。”近则家乡,远至新疆,他为生活,走向四方。
一
爷爷名叫陈新法,195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道墟镇联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五十年代,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中国,但农村仍普遍处于贫困状态。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爷爷一家也加入了公社当中。
那时候,生产队就是下田种地,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八九分钱,而当时的一斤米便要一角三分。太爷和太太生养了三个孩子,他们分来的钱要养活三个孩子不容易。爷爷是家中最大的孩子,早早就担负起自己作为大哥的责任,在生产队中干活来补贴家用。也是在生产队中,爷爷认识了奶奶汪茶花。
爷爷忙于干活,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之又少。唯有下雨天,爷爷才能放下手中的锄头,坐在教室中听课,一旦天空放晴,就又得匆匆跑去田里干活。
爷爷没什么文化,也明白待在生产队里赚不了多少钱,便合计着学一门手艺去做副业。在他十八岁那年,他开始跟着道墟镇上的赵阿狗学着做木工。怎样劈木头利落,什么角度割木头快速,如何用推刨使木头表面变得光滑,这些技巧在爷爷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下,从生疏变得娴熟。一件件家具,一幢幢房屋在他手下诞生,爷爷甚至还开始带起了徒弟。
小有所成,爷爷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去闯荡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听一起做木工的人说新疆好,赚的钱多,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生产队交了钱(去新疆做工属于搞副业,生产队务农的劳动力就减少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保障粮食生产是第一位的,交给生产队的钱相当于补偿生产队里的其他人),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徒弟,跟着同样从家乡出发的一伙同行坐着火车前往新疆。
身处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其实爷爷对于去新疆没有一个确实的概念,仅凭着年少的一腔热血,便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遥远的路途。
二
火车头“哼哧哼哧”地拖着十几节车厢,日夜兼程,慢慢驶向中国的另一端。
愈是靠近新疆,火车愈是往高处爬升,也越像是年迈的老人,移动更加缓慢。爷爷说他记得火车外面是大片大片的荒芜,从窗户望出去,望不见绿色,也望不见烟火气。
一个礼拜后,火车停在了乌鲁木齐。但爷爷一行人要去的并不是新疆的首府,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到新疆,一切既陌生又缺乏经验,下错了车站。于是,他们又坐火车从乌鲁木齐到了吐鲁番,从吐鲁番排除万难抵达了和静县。
和静县,位于新疆中部,隶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下了火车,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没有植物,一望无际的沙漠。黄色,黄色,满眼都是单调又灼热的黄色,时间好像凝滞了,一切都静止不动。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高山积雪终年不化,白茫茫的。爷爷来之前或许也没有想到,他接下来工作生活的,是这样的环境。
漫天黄沙,方圆之间杳无人烟。所幸,他们来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了各自“老乡(帮忙寻找生意的当地人都称为老乡)”,不至于在茫茫大漠无处可去。乘坐长途火车已是让人满脸疲惫,而后长时间地行走,再加上枯燥的沙漠景象,到达新疆的第一天已经让爷爷筋疲力尽了。
简单休整过后,爷爷给老乡送了些礼作为报酬,老乡就带着爷爷师徒三人去早已联系好的当地人家里做木工。那儿的房屋与浙江的民居完全不同。房屋由泥巴夯土堆建起来,屋顶完全平整,好似一个平台。窗户和门都比较小,爷爷说那是因为新疆沙尘暴频发,小的门窗易用被子遮挡,不会让沙子吹进屋内。那会儿去哪户人家做木工,那户人家就要管木匠的吃住。由老乡带着,做了简单介绍后,爷爷便在这户人家住了下来。
那户人家需要什么,爷爷他们便做什么。当时都是按件收费,例如一个板凳两元,一个桌子十元,一个柜子二十元……三人分配好各自需要做的物件,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干。做家具时,爷爷先用尺子进行测量,再用锯子分割出相应大小的木块,然后用推刨使其表面变得光滑,再打凿出各个榫头和榫口,使其咬合在一起,确保家具的稳定性,再涂上牛皮胶使家具整体变得牢固,最后涂上油漆,提升家具的舒适性和耐用性。做木工,得细致,这样家具才能做得好。家具做得好,爷爷在当地才会有口碑,老乡寻生意也会容易些,自然而然,爷爷的钱也会赚得多些。
由于当时普通话在新疆还不是很普及,每到饭点,主人家便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吃饭了”,永远是这三个字,也永远只会喊一遍,这也是爷爷每天与他们唯一的交流。同样的,桌子上的食物永远都是面粉制品和不知道泡了多少遍的茶水。其中,馕应该是爷爷吃过最多次的。基本上,当地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黄土垒砌的馕坑。人们将揉好的面团按压成中间薄、外围厚的面饼,撒上芝麻等作料,再将其放进去烤制。烤好的馕不仅顶饱,还方便保存,主人家用馕作为餐食,也是为了省钱省时。
一家做好,老乡便带着爷爷去提前踩好点的下一家。慢慢地,老乡带着爷爷将这个村子中需要木工的人家都去了一遍。确实没有做家具的需要了,他们就前往另一个村子。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爷爷一行人去往下一个村庄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双脚。老乡在前,拿着地图走,爷爷和徒弟们跟在后面。路上,时不时还有人骑马奔驰而过,尘土飞扬。在老乡的带领下,爷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时间流逝,夏天要过去了,冷空气逐渐向南侵袭。到十月份,和静县开始下雪,再厚的棉袄也抵不住刺骨的寒风,生意也冷淡了下来,爷爷一行人决定回家。
第二年开春,爷爷再次踏上了去往新疆的道路。比起去年第一次的懵懂,爷爷已经变得老到,顺利到达和静县与老乡会合。虽已是春天,天气却实在寒冷,也寻不到生意,爷爷师徒三人便借住在老乡家里。三人睡在炕上,下面火柴燃烧,屋子里和人心里都暖烘烘的。
天气回暖,生意渐渐好起来。爷爷就又开始为各个村子的各户人家,做家具赚钱。到了十月,朔风凛冽,爷爷才踏上回家的归途。
第三年也是如此。不过比起前两年,第三年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出现。联江村也紧随其后,取消生产队,实行分田单干。
1979年,爷爷和奶奶结婚了。次年,妈妈陈燕荷出生。再两年,阿姨陈安琴出生。
也许因为生产队取消了,“家”再一次成为赚生活的基本单位,也许因为结婚有了牵挂,也许因为新疆的生意已不那么如意,爷爷后来再也没去过新疆做工。
三
新疆不去了,但钱还是得赚。他没有留在家里种地,还是选择出门打工。想来是有了家庭的羁绊,爷爷去的地方没有那么远了。
新的“做生活,走四方”开始于道墟镇上的包工头。他们会提前联系好相应的工地,并向公社开取证明,然后带着像爷爷一样的一帮木匠去干工程。不去新疆后的几年里,爷爷便辗转于上海、江西和杭州三地。
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那时的上海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街头有小贩在叫卖,衣着朴素的人们流连在马路上。小汽车不多见,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在路上穿行。浦西和浦东发展不平衡。浦东还有大片农田和棚户矮房,坊间也流传“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也正因如此,浦东的土地更便宜,更多工厂选择建在浦东。
爷爷一群人正是来浦东造厂房。那时候造厂房,非常倚重人力。工地上,人们先将房子的地基打好,然后做好厂房的主体框架,再进行砌墙工作。一部分人将水泥搅拌好,一部分人用推车运输,其余的人则垒砖头,大家分工合作。最后的工作,是安装窗户、刷墙等建筑装饰方面的活儿。爷爷虽是造房子的,但在工地上的住宿,却是油毡顶、四周用木头板子围起来的房子,很不结实。
包工头带着爷爷在浦东各地找活干,有造房子的活就去造房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造房子的活,便去做小工,给人家打打下手,赚点小钱。实在是没活了,爷爷就回家,找其他的包工头跟着去干活。
有一次回到家,爷爷碰巧遇上杭州的活儿,也没了解清楚,就跟着大伙儿一起去了杭州。到了杭州,才发现居然是军营的车来接,一打听才知道这次是给军部做武器库。在爷爷看来,这也是他为国家做事了。
后来,爷爷就在杭州和家之间来回,造厂房、做家具,有时候还干维修的活儿。干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湖附近,爷爷因此也经常去逛西湖。八十年代的西湖是未加修饰的,是素雅的。当时的西湖还没有设置这么多景点,也没有现在的车挨车,人挤人。湖边除了行人,以自行车、三轮车和黄包车居多。爷爷说,那时的西湖,他随随便便就能逛完一圈。
后来的几年,爷爷有时去上海继续造厂房,有时去江西南昌做家具,杭州如果有活儿,就去杭州。爷爷想得很简单,就是赚钱。奶奶在家种地赚不了几个钱,两个女儿要养大,生活的担子很沉,压在爷爷的肩上,爷爷得努力把腰板挺直。
四
1984年,人民公社取消,村里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或者做些生意。
到了九十年代,爷爷已年近四十,也不再外出,就在家附近做木工,空闲时去田里种种玉米、花生以及麻。爷爷奶奶会种麻。麻是一种草本植物,长得很高,翠绿翠绿。杭嘉湖平原在20世纪下半叶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全国最重要的麻产地。麻生长到秋天,便能收获了。爷爷会将它们拔出来,扎成捆,在水中浸泡一个礼拜左右。拿出来时,麻茎的一层绿色外皮便可脱去,再将中间的麻秆抽出来,剩下的部分便是可以拿来做衣服的原料。村子里会统一收麻,根据麻的白净程度区分购买的价格。这对爷爷奶奶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经过几年地区经济的发展,联江村以及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们都赚了钱,家家户户开始要把原来的平房造成别墅。爷爷的木匠生意,开始红火。
自己家当然也要升级。曾经茅草搭起来的平房已不堪重负,于是将它拆了重造。房子一层变三层,建筑材料也由茅草变成钢筋水泥。屋里的板凳、圆桌,都是爷爷打造出来的。家门口设计了一块开阔的平地,天气好时,便铺满干菜晾晒。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经济增长显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民的幸福指数也在持续上升,这从联江村每家每户都造了别墅可以明显感受到。但爷爷赚的终究是辛苦钱,真正存下来的钱也不多,在造房子上又花了不少钱,除去家庭的日常开支,每年还要交两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妈妈和阿姨也早早去打工了。
进入21世纪,妈妈也进入谈婚论嫁的年纪。在同学的介绍下,妈妈和爸爸相识相知相恋。在谈了一年多的恋爱后,双方想要结婚。爷爷对此是万万不同意的,因为爸爸实在是太穷了,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为什么这么穷?这便要追溯到爸爸的爷爷那一代了。
太公曾是“富农”,日子过得蛮滋润。后来,太公被打倒了,直至1980年代,太公才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变故,让原本富裕的家庭跌落谷底。爸爸虽穷,妈妈却坚决要嫁。爷爷拗不过,只好想个折中的办法,让爸爸来做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在江浙地区,比北方常见。2002年,爸爸和妈妈订婚。当时,爸爸已经开始跑生意,经济条件略好了一些。2003年,爸爸和妈妈正式结婚。次年,我出生了。
我出生后的几年,与爷爷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记忆中,早晨起床,我会跟着奶奶去市场买菜,回来便会看见爷爷在空地上做家具。天气晴朗之时,爷爷奶奶会带我去田里,有时候是播种,有时候是收割,我也会在旁边帮点忙,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忙着抓田里的癞蛤蟆。2008年,妈妈又怀孕了,我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爸爸便在城里买了套房。家里的装修虽不是爷爷做的,但爷爷凭借多年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新房的不少家具也是爷爷打造的,他做出的柜子完美契合各个角落。
妹妹刚出生的那几年,妈妈一个人带不过来,爷爷奶奶也会住在城里,接送我上下学。随着妹妹年岁增长,爷爷奶奶嫌城里无聊回了乡下。他们还是喜欢村子里忙忙碌碌的生活。直到现在,爷爷奶奶也不肯闲下来。奶奶经常去红白喜事上帮忙,爷爷也选择了去厂里做小工。我问爷爷在厂里做什么,爷爷苦笑说:“做牛。”做牛也没关系,但每天一定抽上几支香烟,喝上二两老酒,这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这钱也一定得赚。
爷爷成年后的前半辈子都在走四方,后半辈子留在了联江村。他的人生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经历,他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每天只想着能否吃饱穿暖。爷爷是在历史的洪流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群中的一个。他不关心历史、经济、国际时事,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他只能向前走。但也就是在这向前走的一辈子里,他表现出劳动者的道德,也反映了时代落在人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