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吕进：趣说川渝文化
巴蜀其实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中药材的从川贝、川芎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
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巴蜀文化都“不是东西”：不管四川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
巴蜀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和文化新潮就若即若离，巴蜀文化就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它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有限，寿命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异质的“希奇”东西，并且从中吸取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在文化上，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川渝一家。但是细细观察，这一家子也有区别。在饮食文化上，川渝都喜欢麻辣，但是，其实川更喜欢麻，而渝更喜欢辣；川爱好喝花茶，渝流行喝沱茶。在语言上，川渝都属西南官话，其实四川话更软，语句更长，女孩说话更嗲。重庆话更硬，语句更短，更直接。有些词语也不同，比如，四川话说“巴适”，重庆话说“安逸”；四川话说“加油”，重庆话说“雄起”；四川话说“丢人”，重庆话说“脏班子”；四川话说“下雨”，重庆话说“落雨”，等等。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区别。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之中，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在山里不可能种田，以狩猎去获取食物，和野猪老虎之类的搏斗，所以巴人性格火爆，重群体讲义气，急躁爽直。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重庆合州防线，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成都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天府之国，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衣食无忧，就有时间读书，从事文化活动，“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蜀地文风兴盛，多出相才等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字。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
地区的现代化正在吞食地区的个性化，但是相似性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的多样性、多彩性、多元性的向往。纽约成为纽约，除了它的现代化，还因为它的包容的文化性格；伦敦成为伦敦，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贵族的文化性格；莫斯科成为莫斯科，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艺术的文化性格。所以，四川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现川渝共建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