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野望》:一个北方乡村的时代表情
最近,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研讨会于线上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协办。
付秀莹是70后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旧院》等。其中,《陌上》获施耐庵文学奖,付秀莹现为《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
《野望》是付秀莹的最新长篇作品,小说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时序的、也是生命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
“北方乡村正在发生什么?”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构成了乡土写作的三部曲:“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这一传统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的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作家这里,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李敬泽也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
关于《野望》的故事结构,文学评论家李清霞分享道,《野望》围绕乡村女性翠台一家的故事展开叙事,以一户或几户人家的生活变迁辐射整个“芳村”的巨变。女主人公翠台一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勾连着中国乡村丰富复杂的时代表情,这几户农家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波折也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
“乡村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富矿,今天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北方乡村正在发生什么?”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表示,“《野望》从2019年年初一直写到年尾,也就是从时间上的小寒节气写到冬至时节。我们与小说里的人物同在一个大的时代语境中,因此芳村的大喇叭上说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不熟悉的是乡村百姓想把日子过好的实际生活愿望以及乡村日常生活伦理在今天的呈现和演进,尤其是时代风气之下乡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这一切在《野望》中都有呈现。”
70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的起点,但付秀莹持续写乡村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从代际的角度观察,他说,“在付秀莹笔下,乡村是她个人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付秀莹写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面写到的,他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徐刚认为,从《野望》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一开始是悬浮的状态,然后慢慢嵌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从悬浮到嵌入的过程也体现了付秀莹对乡村深入的理解,“一方面,这个小说写出芳村作为乡村内在的形态,迎来送往,婚丧嫁娶,多是日常生活层面各种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的东西,所以乡村对自上而下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隔阂。但是家家户户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小说背后有一种总体的思考,就是如何让乡村真正富裕起来。”
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新的文学地理空间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芳村在付秀莹的笔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像故乡一样的地方,“在《野望》里,不变的恰是芳村这个地方,但是生活本身还是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改变,可能不是那种巨变,但她确实写出人性和生活当中的变化,包括大学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时代在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气息上的变化。”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认为:“如果说《陌上》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书写方式,《野望》的聚焦方式发生了变化,小说聚焦在翠台这个乡村中年女性身上,借翠台的眼光来观察、描写芳村的一切人和事,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乡村的日常琐事,作者对各种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生存困境进行关注、展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认为,付秀莹的三部曲通过持续的书写,构成了非常独特的芳村原点,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新的文学的地理空间。付秀莹关注芳村日常生活细微的、恒常的变化,非常具体,“我觉得她最懂的是农村里的人情世故,最懂农村尤其以女性为主导的伦理关系,包括妯娌关系、连襟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整个中国农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普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像潜流一样,但实际上又决定农村的整个结构,中国乡村世界内部的肌理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杨庆祥谈道。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崔庆蕾认为,《野望》看上去是写一种循环性的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日常生活中蕴含非常丰富的变的因素。小说写了一批生活在外的芳村儿女,他们开始返乡创业,这种模式颠覆芳村老一代人通过上学远离土地和乡村的传统观念,大批青年返乡成为芳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芳村融入时代的一个积极信号,他们的回归使芳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结构,成为推动芳村走向现代的新鲜力量。
“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
就《野望》中的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分享道,故事中的翠台是承上启下的70后乡村人物的代表,“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她的内心留守乡村的很多旧传统,但是她有一点文化,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新观念,她有相对清贫的生活和忍辱负重的性格,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乡村母亲的形象,她是朴素的,但并不高尚,也有私心,但她总体上是厚道质朴的,也有与时俱进的可能,对新事物可以接受。她是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守护乡村社会最后的伦理、道义、观念、风俗的底线。”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饶翔表示,《野望》的叙事是聚焦式的,它的叙事视点在翠台这个人物身上,通过翠台家庭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生活,再通过人物乡土的关系,辐射到其他人物和家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认为,芳村或者翠台给我们的是关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不变的乡村故土的承诺,芳村的亲切感,芳村的预言性、不唯一性,是因为作者告诉我们有翠台这样的女人,她念叨着、遵循着、持守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种中国人的伦理。
《野望》的背后有一些更高的、更抽象的东西存在,这个东西是翠台的“野望”,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助理研究员刘诗宇认为,“翠台的所有‘野望’都被非常精妙地包装在对家庭的责任感等很正面的东西里面,而让翠台这个形象和一般的乡村女性形成差别的,其实是香罗这个形象的存在,香罗每次艳压全场横空出世,每次把别人摆不平的事情摆平,都暗含着翠台的目光,其实翠台很想成为像香罗这样的人,只不过因为翠台过于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让她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能看到,香罗这个形象其实是翠台心中‘野望’的一种外化,每个人身上都有翠台这一面,小说为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提供了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