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专访｜阎学通：2024年，世界在逆全球化基础上将走向更多对抗
2023年即将结束，世界局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俄乌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仍然在警示我们，战争与和平只有一步之遥。与此同时，国际秩序的失序风险仍在不断增加，以往标榜奉行自由主义秩序的西方国家开始强调“脱钩断链”，逆全球化进程和保护主义仍有抬头趋势。
当地时间2023年9月26日，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俄乌冲突持续，当地港口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在现场开展灭火工作。澎湃影像资料图
如何总结过去一年的国际形势发展？如何理解大国关系、冲突频发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进入2024年，我们将面临何种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我们又如何看待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中美关系？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围绕国际形势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工作的首位，这需要重大的外交改革
澎湃新闻：2013年也就是十年前，您所著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问世。如今2023年已经结束，您如何看待过去一年世界局势的发展？您如何看待十年前自己对世界局势所做的一些预判？有哪些情况是最让您意想不到的？
阎学通：2023年结束了，今年的国际关系现实情况是检验这本书预测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今年的国际形势为标准检验该书中的188项预测，错误率不到20%。这一数值虽然超过了预测参考价值标准（正确率75%），但未能达到使用价值（正确率85%）。
预测错误中的最大意外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成了破坏自由主义国际规范的主力。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主导国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会维护其建立的国际规范，崛起国才会要求改变国际规范。然而，眼前的国际关系现实与理论原理相反。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倡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推行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规范原则。如今，美国经济上搞脱钩和断供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政治上为杀戮巴勒斯坦平民的反人道主义行为提供政治保护。由于我在该书误以为美国会实行其提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错误地预测到2023年自由主义国际规范仍是主流。然而，现实是自由贸易规范和人权规范已经大大弱化了。
低估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还导致我错误预测了东亚国家会坚持采取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在民粹主义恐外心理的支配下，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利益。这一政策促使许多国家效仿，将维护“经济安全”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之一，为此采取减少国际经济合作的去全球化政策。例如，一些东亚国家将“经济安全”定性为安全利益后，拓宽了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基础，于是改变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战略。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韩国政府于2021年宣布与美国是“经济安全同盟”伙伴，加入美国遏制中国数字技术进步的“芯片四国”合作。2023年韩国政府甚至批评我国与俄罗斯和朝鲜的战略合作，说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还介入南海话题。
澎湃新闻：您一直提到两极格局有必然性，现在您还是这么认为吗？未来十年，如果让您再次撰写《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您会有什么判断？
阎学通：2019年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加坡原总理吴作栋分别都说过世界正在形成两极格局。国际媒体已经普遍称中国为超级大国，普京说中国是个经济超级大国。如今，除中美两国之外，国际上还没有人认为现在有第三个超级大国。在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两极格局就是个客观现实，而多极格局是很多国家提倡和争取的目标。当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差距，但当年苏联是世界超级大国时，与美国也有实力差距，但人们公认当时是两极格局。判断国际格局不仅要看中美实力差距有多大，还得看这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有多大。
澎湃新闻：大国竞争是否正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唯一重要因素？中等国家、小国、国际组织角色是什么？世界和平论坛这样的国际会议角色又是什么？
阎学通：大国竞争对于塑造当下国际格局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当下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大国决策者们的竞争策略偏好，即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进行竞争。如果他们偏好用战争方式，当下国际格局会在几年内就改变，如一战和二战都是几年内就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如果他们偏好意识形态扩张战略，代理人战争的规模就会扩大，当前的格局有持续10年或更长的可能，但处于动态的程度变化之中。如果他们选择以技术创新方式进行竞争，当下的国际格局将会获得一定的稳定性，当前国际格局则有可能持续20年以上。
中小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塑造当前国际格局的作用远小于大国。未来五年，中小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都会拉大而不会缩小，靠国际组织内的多边合作塑造国际格局的效果将下降。塑造国际格局的作用下降，并不意味这些行为体也缺乏塑造国际秩序的作用。中小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利用集体力量影响国际秩序的变化。例如，中美战略竞争对中小国家形成选边压力，于是他们用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应对这一新的两极格局，力图成为中美两国都争取的对象。全球南方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中美在这些国家的竞争程度。
世界和平论坛是我国最为开放的国际安全论坛，为各国参会代表和人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和人员提供了表达维护国际安全的立场和观点的机会。这个论坛充分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因为参加这个论坛的发展中国家人数多于发达国家。联合国都无力左右国际安全局势，这个论坛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增强相互了解，寻找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共识，增大维护国际秩序的舆论力量。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1日，顿涅茨克地区巴赫穆特附近，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士兵坚守前线阵地。图为乌克兰士兵向俄军阵地开火。澎湃影像资料图
澎湃新闻：您多次提到“世界已经掉头”以及“全球化倒退”等观点，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俄乌战火的延烧，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的爆发。如果这些趋势已经无法阻止，如何将这些趋势所带来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阎学通：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其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英国脱欧以来的经济逆全球化表现为：在“经济安全”的名义下制定脱钩、去风险、内循环等政策行为；政治逆全球化则表现为：不执行宪法规定，不接受选举结果、不遵守人道主义原则，杀戮平民。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逆全球化日益增强趋势，扭转这一趋势就更加困难。逆全球化趋势之所以阻止不了，其原因是缺乏全球化的领导力量。目前，没有国家能担起这样的领导责任，同时大国竞争又使他们无法提供全球化的集体领导。
在逆全球化日益增强的趋势下，对于降低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的问题，各国普遍采取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新冠疫情是对全人类的安全威胁，一些大国不但未进行防疫合作，甚至为了自保相互攻击。今后，大国将会更多地采取安全自保政策，而不愿进行全球合作。面对这样的逆全球化趋势，我国要降低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就得加大各部门的改革力度以适应新形势。从外交的角度讲，中美竞争将是长期趋势，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已是个常量，能否降低我国面临的国际风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国的周边环境。远交近攻思维显然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我个人认为当下需要的是睦邻友好策略。能否下决心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工作的首位,这需要重大的外交改革。
坚持“俄乌冲突损害中国利益”的判断
澎湃新闻：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的爆发让2023年成为很不安定的一年，这些冲突的本质是什么？无论是冲突当事方、地区国家或利益攸关方，处理历史争端和现实矛盾存在哪些不足？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4日，以色列阿什凯隆，向远处眺望，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拦截数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澎湃影像资料图
阎学通：俄乌之间和巴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因不是这两场战争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是经常性现象，但有些被控制住，有些则升级为战争。我认为，这两场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原因都是内政因素，即关系到决策者的执政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及时控制了冲突的升级，战争方的决策者们可能现在都已经换人了。目前，不仅直接进行战争的决策者们从执政角度考虑其战争政策，连辅助战争的美国领导人拜登，其支持内塔尼亚胡进行战争的政策都主要是出于国内大选的考虑。
许多人在分析国际冲突时总是用历史因素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是缺乏科学性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且无法改变的事情，也就是说，历史对其后事件的影响是常量而非变量。在以往历史不变的影响情况下，国际冲突时而发生时而结束，因此无法用同一历史因素解释为什么有时冲突发生有时不发生。也就是说，历史本身是不足以引发新冲突的。此外，历史对其后事件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弱化，直到其影响没有实质性作用。这并非否定历史因素对现实冲突会有影响，而是说历史因素没有决定性作用。在历史不变的情况下，引发新冲突的原因一定是最新发生的情况而非久远的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历史是被用来使对抗和战争政策合法化的工具。故此，要想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需要防范有人利用历史煽动对立情绪。
澎湃新闻：俄乌冲突初期，您于2022年5月在《外交事务》一刊撰文，当时您提出了几个判断，以佐证这场冲突对于中国的危害程度。如今冲突延宕接近两年仍未看到和平的曙光，您对于这场冲突的判断以及其对于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影响还与当时的判断一致吗？
阎学通：自去年5月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当前的事实表明俄乌冲突给我国带来的危害比我当时预测的还大。从战略上讲，欧洲国家因需要美国帮助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在中美竞争中向美国偏移；东亚国家放弃对冲战略，将安全靠美国扩大为经济安全也靠美国；2022之前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战略平衡态势被打破了。从军事上讲，2022以来，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没有向欧洲调动一兵一卒，而北约的欧洲成员却向亚太地区派遣了军舰和飞机。从经济上讲，发达国家减少了对华投资，欧洲中止了本要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现又要与台湾签订投资协定。从政治上讲，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这场冲突的立场与我国的差别大于与印度的差别，这为印度成了全球南方的首席代表创造了条件。有些人认为这场冲突给我国提供了扩大在中亚影响的机会，而这恰恰是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而非给我国建立了抵制北约的战略屏障。这场冲突对我国的伤害不仅是明显的，而且会持续多年。
中美关系在2024年将受到美国大选过程的影响
澎湃新闻：2024年国际局势中最大的特点是选举多，包括台湾地区、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地区或国家都将在今年展开大选。多个大选会如何塑造未来这一年世界的整体态势？
阎学通：上述这些选举都具有加剧国际政治不确定性的作用，因此2024年的整体世界形势将在现有的逆全球化基础上走向更多的冲突与对抗。2024年将继续发生意外的国际军事冲突，且不排除升级为战争的危险；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23年，但美国与其他大国的GDP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民粹主义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且影响力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大国的国内社会分裂加剧，激进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扩大；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两极分化都将更加严重，怨气将加剧两个层次的不确定性，促发更多意外事件。
澎湃新闻：您认为拜登获胜和特朗普获胜分别会是一副怎样的双边关系愿景？在美国开展大选的关键阶段，我们应该怎样开展好对美外交？
阎学通：中美关系在2024年将受到美国大选过程的影响而非选举结果的影响。美国大选将于2024年12月初结束，这意味着选举结果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要到2025年才开始。如果拜登连任，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会持续上升；如果特朗普当选，中美关系则处于不确定性更强的状态，因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比拜登更加多变。例如，他2017年11月访华，12月出台的《国家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战略挑战者。
由于当下美国国内的反华思潮盛行，两个候选人会竞争表现谁比对方更反华。拜登当权，因此他的对华政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将大于特朗普的竞选演讲。美国大选明年对中美双边关系必然是负面影响，使双边对抗进一步上升是可能的。如果要防止双方的对抗失控升级为冲突，我国需要主动采取一些措施，不能指望追求连任的拜登主动控制可能发生的危机。我国政府对美国内政问题不宜表态，防止美国民众误以为我国政府介入美国大选。尽量恢复原有的政府间对话渠道，促使美国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层人员采取理性政策管理中美竞争。加大社会层面的人员往来，使尽可能多的美国民众理性看待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不断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能否请您简要谈谈，如何使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上述倡议和理念的核心内容？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秩序增添更多稳定因素。
阎学通：任何层面的相互理解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有效沟通建立在两个必要条件上，一是进行对话交流，二是双方能听懂对方表达的含义。目前，我国对外介绍我国战略理念面临着这两个必要条件都不充分的问题。对外发表公报是传达战略理念的方法，但读这些公报的人很少，不仅外国人很少读这些公报，我国也只有少数人才读这些公报。要让外国人接受这些战略理念，首先要解决如何让他们知道这些理念的存在。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让外国媒体报道我国的战略理念，因为他们的报道才能使其国人了解到这些理念。故此，这需要给外国媒体来华报道我国情况提供便利条件。关于如何让对方听懂我国战略理念的含义是什么，还是需要外国媒体用他们本国的语言进行解释，因为只有外国记者最了解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能让他们的国人听懂。
为国际秩序提供稳定因素主要是靠外交行动而不是外宣。2024年对国际秩序有负面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以哈战争和俄乌冲突。我国不是这两场冲突的相关方，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我国是东亚、南亚和中亚三个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对这三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如果我国能为稳定这三个地区的安全秩序提供稳定因素，也是提供了全球安全秩序的稳定因素。除缅甸国内军事冲突之外，东亚地区自1991年柬越战争结束之后没发生过国际战争，这一地区的和平环境明显好于欧洲、欧亚结合部、中东和非洲，继续维持东亚长远和平是一种重要贡献。中亚地区秩序面临的最主要不稳定因素是内政问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防范中亚国家内部动乱向境外扩散，这将是积极因素。南亚秩序的主要问题是印度伴随其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倾向以军事手段施压邻国，中国难以影响印度的安全政策，因此在南亚则只能是注重防范印度过多使用武力。
国家权力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
澎湃新闻：您所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以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在解释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或当代国际关系上，这个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变化是什么？以道义现实主义视角看待当前国际局势的话，您有何最新感悟？
阎学通：道义现实理论的最新成果是2023年出版的TheEssenceofInterstateLeadership.DebatingMoralRealism(《国际领导本质:争论中的道义现实主义》）。这本书阐述了国内领导与国际领导的性质区别，前者是上下级关系，后者是合作伙伴关系。依据这种性质区别，我们发现国际领导力的接受度是由合作伙伴多少决定的，而领导力的质量是由合作伙伴的实力决定的。我们还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研究都在向领导力和国际道义两个要素聚焦。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开始深化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将领导力作为自变量研究，即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本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把领导力作为因变量研究，即研究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力是如何形成的、数字时代的国际领导力是如何形成的、道义在国际领导力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定量衡量国际领导力等问题。
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观察当今的国际形势，深感国家权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远远大于实力、制度和规范。依靠手中的国家权力，决策者们违反国际规范而不担心受惩罚，这样的决策者越来越多。当下国际关系的不确定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大国决策者们有严重的恐外心理，将国外因素视为内政动荡的主要原因，于是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为由限制或减少国际合作和往来。例如，美国恐惧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拉美移民，欧盟恐惧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和俄向西扩张领土，俄罗斯恐惧美国和欧盟的战略东扩和政治渗透，日本恐惧中国主导东亚地区，印度恐惧穆斯林邻国联合对印，巴西恐惧美国干涉南美国家内政，中东大国恐惧外部势力对本国在野的伊斯兰教派支持。决策者们的这些对外恐惧促使他们制定越来越多去全球化的政策，从而弱化了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趋势，而加剧了冲突与对抗。简言之，国家权力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最核心要素，因此要想正确预测国际关系的走向和变化，就得研究掌有权力的决策者。
澎湃新闻：科技技术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流行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大国关系乃至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有关AI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相关研究已经很多，许多从事AI研究相关工作的人士认为这种技术将危害人类。马斯克说AI对人类的危险将大于核武器。我没有研究AI的知识和经验，因此无法判断其整体的国际政治影响，但我的同事研究了无人机对中东军事冲突的影响，他发现无人机增加军事冲突频率而不增加烈度。根据无人机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叙利亚、也门、乌克兰、加沙和红海的使用情况看，未来十年AI武器的使用将增加平民伤亡的危险，而非降低。由于AI武器降低了己方军人伤亡的危险，军方使用AI武器攻击对方的顾虑减少，使用频率上升，这必然伴随更多平民的伤亡。以军在加沙使用了许多AI武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导致两万多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这是在如此短时间内战争导致平民死亡规模最大的纪录。
“物理理论研究”和“工程施工研究”之别
澎湃新闻：您早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之后到清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存在哪些差异？二者关系是什么？如何避免国际关系研究沦为国际新闻的“堆砌”或者政策的“论证工具”？您如何看待少数国关研究者“网红化”的社会现象？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国际社会的规律并解释其原理，而对外政策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本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两者的差别可比喻为物理理论研究和工程施工研究之别。两种不同研究需要不同的能力和知识，从事这两种研究的人通常缺乏研究对方问题的能力，只有个别人既有研究理论的能力也有研究政策的能力。这两种研究的相互联系非常微弱，研究具体政策当然有助于理论研究，有点理论知识也有助于研究政策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极少研究理论的人能做有用的政策研究，绝大多数研究政策的人则根本不懂理论。
避免国际关系研究新闻评论化的方法可能是多样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学界建立共同的学术评价标准，而不能依据行政规定进行学术评判。例如，非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不能视为学术成果，网络点击量不能作为学术影响力标志，社会知名度不能作为学术水平的标准。国际关系研究者网红化并非国关专业特有现象，很多网红是其他专业的。无论什么专业的人，追求当网红的动机都一样，追求名利。名利之心是人的动物本能，能否做个严肃的学者取决于个人抑制动物本能的能力强弱。网红与名利直接挂钩，因此他们很难改弦更张。
澎湃新闻：对于选择国际关系作为专业的年轻学子来说，他们的优势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在量化研究上，他们与理科专业出身的学生对比没有太大优势，甚至在国别研究面临来自小语种专业学生的竞争。当然，上述几点对接受传统国关学术训练的学者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学子以及年轻学者们应该如何适应当前时代的变化？
阎学通：这是我国学子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专业知识与就业无关的情况下，国关专业的学生可考虑将学习国关知识的目的定位于提高个人素质，而非就业方向。学习国关知识可以扩大国际视野，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可以消除恐外心理，可以提高对时代特点的观察力，可以强化对世界潮流的敏锐感，可以提高抵御极端思想影响的免疫力。
（文章内容经受访嘉宾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