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满月，住实验室的复旦学生、劝人别囤菜的蔬菜店老板们，怎么样了？
原标题：封控满月，住实验室的复旦学生、劝人别囤菜的蔬菜店老板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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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5时起，上海开展了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并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目前已满一月。部分地区实现了“社会面清零”，进入“防范区”名单的小区正在增多。
自此轮疫情以来，上观新闻·原点栏目陆续采访了几十位普通人的抗疫故事。在这一个月里，很多人的故事又有了后续。
“
封控之初，囤菜浪潮下，老于这个蔬菜店老板显得很另类——他总在“劝退”大量囤菜的人：“最近菜涨价了，有点贵，别买多。”甚至是当天哪种菜进价贵，他也要一五一十告诉顾客。
”
后来，把绿叶菜都让走后，
蔬菜店老板“缺菜了”
老于的蔬菜店货架重新被填满了。
4月28日，这已是杨浦区蔬菜店老板老于给附近居民送菜的第18天了。用他的话说：“最近附近的人都很依赖我，我就像他们的物资大总管，现在谁家里缺了一瓶料酒、一支牙膏，也都会在给他们送菜时顺便带过去了。”老于的语气中流露出些许得意。
我们曾在3月29日报道过老于，一时间许多人都记住了老于的蔬菜店，也记住了他那句名言——“无论在什么时候，蔬菜品种齐全、品质新鲜，这就是一个蔬菜店的尊严”。
回想那次报道之后，老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后来有段时间自己“好像都没什么菜吃了”。
蔬菜店老板自己没菜吃？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问了半天，老于才说出真相：
3月30日晚上八九点钟，一位蔬菜批发商忽然联系于华荣，说自己有一批近1万斤的菜可以送过来。当时于华荣迟疑了：店里从来没有一下子进过那么多蔬菜，要是31日没卖光，4月1日附近的小区都要封闭管理了，居民就都没法儿买菜了，可能很多菜会砸在自己手里。
但没犹豫太久，于华荣还是咬牙接下了这批蔬菜，“多出来了，自己赔一点。也比顾客要买菜时啥也拿不出来好。”
但第二天，让于华荣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连续有三四家说是“要给公家采购”的货车停到了老于的蔬菜店前，要大量采购他的蔬菜。
老于担心这些人是蔬菜贩子，假借着采购物资的名义，把这些蔬菜再以高价转售给居民，就对来者说：“你说你是单位上的人，那你就拿出证明来。我的黄瓜批发价是5.5元，西葫芦是3.5元，如果你们真的是来给在抗疫一线的人买菜的，我全部卖你3.5元。但如果你自己也是来贩菜的，那我还得卖你5.5元一斤，一分不能少。”
来者耐心说明，拿出一张详细的采买清单，看起来确实不像是贩蔬菜的人。老于最终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卖给他了。
最后一位说自己是妇幼保健院来给坚守在医院里的医护采购的。于华荣整理了下库存，正好还有80公斤西葫芦和80公斤黄瓜，全都让他拉走了。对方主动让老于拍下了车牌号，以便查证身份。
送走了这批货，于华荣忽然觉得轻松，“但愿他说的是真的，我能帮到在抗疫一线的人。”
老于的蔬菜店。杨书源摄
到3月31日傍晚，店里只剩下一些散菜了。老于给自己留了几小袋青菜和两颗大白菜，放在冰柜后的角落里。但有买不到菜的顾客在店里摸索，竟然找到了老于的自留菜，恳求老板把菜让给他们。老于一心软，又同意了。“没事，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对吃没那么讲究，有吃的就行啦。人家要你也不忍心不给对吧？”老于回忆起那天让菜的事说。
到最后，连姜和大蒜也只有几斤了，顾客还是络绎不绝。老于为了让更多人拿到这些小料，想了一个办法：剩下的生姜和大蒜，店里不卖了，直接送，但每个人限量派发。
老于的复工之旅是从4月10日开始的，他看到附近封控小区居民线上买菜渠道太少，就开始骑自己的两轮电动车去各处进一些散菜。为了能装更多的菜，他在电动车后座装了两个框。就像蚂蚁搬食一样，老于每天都能装回三四百斤的蔬菜。有时老于也会通过一些有车辆通行证的货拉拉司机拉回店里一些菜。
老于的蔬菜店进货量有限，只能满足附近居民的需求，所以他的店没上外送平台，只在微信朋友群里销售。每天上午进货回来后，他就会在朋友圈里发布一个“短视频”，告知熟客们今天进到了哪些新鲜蔬菜。由于没上平台，每一单的配送他都只能自己来，而留守在店里的老于爱人就做起了分拣员。老于配送不收配送费，也没有起送价和起送最低份数要求，最小的单子只有1根黄瓜和2个土豆，不到10块钱，他也免费送了一趟。
最近1周，老于他进菜又有了新的花样：他感觉附近小区的居民都收到过好几次政府发放的基础蔬菜大礼包，菜基本都不缺了，但就是比较单调。所以老于尽量保证自己进的菜和政府发放的蔬菜礼包菜品不重样，主攻空心菜、西兰花、蒜苔、豇豆、米苋这些上海人平日里爱吃但现在难寻的菜。他觉得这才是一个蔬菜店平时该有的样子，“大家都能买到当天新鲜的菜。”
“
一对博士夫妇通过精密测算设计了一套方案，4月4日，在全楼只有一部电梯运转的情况下，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35层楼共204人下楼、上楼与检测的必要间隔，做到了全过程无聚集。
”
如今，精心设计的测核酸路线，
又遇到了新难题
石力月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也是自己小区楼栋的志愿者队长。此前的稿件中，我们报道了她和爱人、理工科出身的吴晓勇为实现一桩高楼居民做核酸检测时不聚集，从而精心设计路线的故事。
但石力月没有想到的是，方案后续的执行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困难。
石力月夫妇居住的是一幢35层的高楼，总共有200多号人需要参加核酸检测。楼里原本有两部电梯可以运转，但其中一部需要检修更换，只剩一部电梯了。而且，楼里有几户独居老人，还有一家有刚出生婴儿，最困难的是还有一位听障人士……
4月1日，上海浦西开始全面封控，按计划当天要进行核酸检测。收到安排所在楼栋核酸检测队伍的任务时，已近11点。要求显示：按户叫号，有序下楼，做到2米间隔。而且要保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夫妻俩去小花园里步测距离、反复用手机秒表实测、设计点位。最终，通过将35层楼划分为高低两个区，并将行动类别分为电梯和楼梯两个组安排次序，确定了方案。几次实践，居民愈发熟练。每次核酸检测能控制在1个半小时左右。
当时报道中，吴晓勇的一段话令很多人记忆深刻。“对社会的贡献不单单是在职场上做大项目、发高影响因子论文，或者其他高大上的产出。其实每个人所处的微观环境，因为你的存在而带来的一些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疫情形势严峻，整个小区18幢楼，只有3幢没有出现过阳性病例。石力月所在的楼栋是珍贵的“三分之一”，也正因如此，每次核酸检测都被安排在全小区的第一批。
然而，虽然1.5小时完成的方案在大家看来已十分高效，但相对于一窝蜂下楼的楼栋来说，还是有些慢。
居委会向石力月抱怨，觉得“全阴”楼没必要这么严格，要给后面的楼栋检测留出更多时间。而且，为了保证这套方案的顺利实施，需要六七位志愿者分工合作。相比于其他楼栋只有两三名志愿者，在防护服的消耗上多了一倍。
对于居委会的抱怨，石力月觉得很委屈。整个方案的设计是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核酸检测过程的安全。每一次核酸检测后，她都会和丈夫复盘，进一步改进方案，志愿者人数也从最初的8个优化到了5个。至于防护服，每次核酸检测，居委会只派发和其他楼栋一样数量的防护服，不够的部分是通过楼里一位邻居自费捐赠补足的。
“我觉得很累，倒不是体力上的辛苦，就是心累。”石力月说。被居委会抱怨以后，她在楼群里发了很长一段话向邻居们解释，打算放弃原有的下楼方案。
但楼群一下子“炸”开了，邻居们不答应了，安慰石力月的同时，有人回复：“如果不按这个方案执行，我们心里不踏实，也不想下楼参与核酸检测。”
石力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居委会的不理解让她觉得有些心寒，另一方面，邻居们的信任与拜托让她很难撒手。
冷静下来时，石力月观察了一阵居委会的工作，也和他们做过不少沟通。这个只有5个人的居委会团队需要面对全小区3000多人的各项工作，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居委会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有限的时间、采样人员和防护物资。许多问题受制于上级单位的安排，很难顾及。
而最终一件事让石力月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小区里另一幢一直以来始终全阴的楼前几天突然出现了阳性病例。
她下定决心继续执行有序下楼方案。只是尽量在居委会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做好各个环节，保护大家的安全，避免感染。
“
疫情来临，小区被封控，生意几乎降到冰点，出租车司机彭广兵却说，自己比平时更忙了。他会接到很多向他求助的电话，每天做完保障工作，他就马不停蹄奔波在上海的道路上给人拿药、送菜，直至第二天凌晨。最差的一天，彭广兵的营运收入只有16元。
”
老彭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但他却并不开心
4月初，大众出租车司机彭广兵收到公司转达的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如果没有彭师傅的帮助，我真的无法想象这几天的治疗我应该如何是好。”
而事实是，写这封信的母亲几天前刚失去了自己患渐冻症的女儿。
悲痛之时，为何还想到给出租车司机写感谢信？原因是彭广兵从2019年开始帮助她的女儿，在最后的日子里，彭师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3月29日一早，彭广兵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先天性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文清打来的。文清患病多年，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和同样症状的姐姐。
文清觉得胸闷气喘是从3月中旬就开始了，但她和姐姐因为身体原因都没有打疫苗，不敢轻易出家门前往医院，她们想着在家扛一扛，说不定就好了。
一挨就挨过了十几天。29日这天早上，文清突然觉得呼吸不畅。“不能再拖了”，如果小区接下来要实施封控，到时候可能连出小区都麻烦，文清和母亲想到要求助彭广兵。
彭广兵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叫上了爱人，他想着，先把文清从家里送到医院，让爱人一路陪着她们检查看病，中途他在路上跑跑单，等检查完再赶去医院，把文清和母亲送回家。疫情发生以来，彭广兵和其他出租车司机一样，生意每况愈下，最差的时候，一天生意不足十单。
他赶到文清家，把她从家抱上了出租车，把患病多年的文清抱上车，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彭广兵得一只胳膊托着她的背，一只手托住她的大腿后侧，小心翼翼地抱进车后座。带上了定制的轮椅，他们一路赶往上海市中医医院。
彭广兵和妻子一起把文清抱上车。受访者供图
但检查并不如彭广兵计划般顺利，到了医院检查后，文清急需氧气，由于疫情，医院没法直接给病患提供氧气罐，只能开好氧气单，让患者家属去取，随后回家吸氧调养。取回过夜急用氧气罐的任务又落在了彭广兵的头上，下午4点多，彭广兵拿到氧气单，得在6点前赶到位于宝安公路上的气站。
取好两罐氧气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另一边，文清提出想要看看路上的风景，彭广兵的妻子推着轮椅，和文清母亲一起走路回到了家。彭广兵怕文清母亲不会操作，特意请教了气站的人使用方法，录好了视频，先演示了一遍，教会了文清母亲，他跟爱人才放心离开。
第二天，因为放心不下，彭广兵还是跟着去了医院。为了让文清可以顺利检查，彭广兵把她抱上抱下，寸步不离，衣服湿了又干，为了不耽误检查，直到晚上9点文清被送进急救室，彭广兵也来不及吃上饭。
病情向所有人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31日凌晨，文清因抢救无效而离去。
当天清晨6点，彭广兵接到了文清母亲的电话。正开着车的彭广兵听到消息，眼泪不停地掉，他不得不跟车上的乘客道歉，“我帮助几年的一个妹妹走了，她已经是我的家人了。”
看到文清母亲的感谢信后，彭广兵觉得特别痛心，“太遗憾了，还是没能力让她好好活着。”
2021年，他们曾经约定，要每年在一起过春节。
“
我在复旦，我们学校150多个科研项目都在进行，仪器不能停机。我们的对手是世界范围内最一流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谁先拿到数据、做出成果并发表，谁就能在这个领域占领制高点。上海范围内同类型的实验室基本上都停滞了，我们还在坚持运转着，这一点让我们还挺骄傲的。
”
实验室里的
科研机器仍然一刻不停地运转
“盒饭的饭菜挺好的，就是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确实有点腻。真希望解封的那一天早点到来。”说这话的时候，谭素北已经在大学实验室“驻扎”了1个半月了。
吃了一个多月盒饭，大家都希望早日解封，回归正常。受访者供图
高校校园是此次上海疫情中最先遭受病毒袭击的地方之一，也是本轮疫情中最早从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转为准封闭管理的单位。3月13日，复旦大学宣布当晚8点起进入准封闭管理状态。
“实验怎么办？”接到封校通知时，前一晚留在实验室值班的2020级博士谭素北几乎下意识地反应道。他所在的复旦大学张江校区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的实验室里，9台超高分辨率生物质谱仪正在昼夜不息地运转着。
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牵头承担的项目“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一期)”，是上海市首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在张江建成的全球首个跨尺度、多维度人类表型组精密测量中心里，谭素北所在课题组的科研任务是研究健康人群与各类重大疾病人群的蛋白质组学，发掘潜在的生物分子标志物，以用于疾病诊断筛查、治疗指导和新药研发。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设备的精密保障和数据产出，尤其是这9台超高分辨率生物质谱仪。
一台超高分辨率生物质谱仪的价值在500万元以上，机时费（即仪器每运转一小时所产生的费用）很高，而且这些科研尖端的仪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新换代，促使着实验者在有效的时间内，尽可能地用好用足这些设备。
而且比经济价值更加紧迫的是，“我们的对手是世界范围内最一流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顶级、最聪明的科学家，谁先拿到数据、做出成果并发表，谁就能在这个领域占领制高点。”谭素北说。
尖端科研惜秒如金，正因如此，自该实验室2018年建成装机以来，超高分辨率生物质谱仪的运行仅暂停过2次，一次是市政电路改造，一次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而这一次，在如此汹涌的疫情面前，难道又要被迫停机吗？
在导师丁琛教授的召集下，一场应对紧急情况的线上会议召开。13名科研骨干一一提出眼下最棘手的问题，大家再头脑风暴，共同商讨解决办法。谭素北请缨，留守实验室。后来和他一起主动选择留下的，还有在站博士后许甘霏和博士殷亚楠、李恺。
4个人要承担以前实验室至少10个人的工作量，刚开始时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以前在实验室，上检测样本，盯牢仪器运行状况，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然后进行数据收库和分析，每台机器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而现在，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分工和规划更合理的排班流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保证9台仪器的有效运转。
基本运行保证了，还有一个大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实验损耗，要保证超高分辨率生物质谱仪产出的数据准确，必须对其进行定期的清洗和维护保养。疫情发生前，这些精密设备都是由仪器公司的专业仪器工程师来进行清洗维护的，而现在由于疫情防控，工程师们进不来，实验又不能停，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此前负责和工程师对接的谭素北肩上。
仪器清洗的频率一般是10天到14天一次，拆卸、擦洗、安装，这样的流程此前谭素北已经看得很熟悉，可真到自己上手还是难免紧张。从关机开始就有严格的步骤和操作要求，真空泵的处理尤其要小心；然后要将离子传输通道等零配件拆卸下来，用专业的溶剂进行擦洗并进行超声波清洗；再将零部件用高纯度的氮气吹干，然后组装回原来的位置。整套流程操作下来，要花三四个小时不说，期间注意力还得保持高度集中，因为但凡弄坏了一个零部件，疫情期间也没办法换修，就会导致一台仪器的瘫痪。完成清洗维护流程后，重新开机，还要花约15个小时抽真空，然后再花1到2个小时进行仪器校准，直到各项数据符合实验标准后才能继续进行实验。
这些流程对于平时只需考虑科研实验的谭素北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现在，除了咬牙抗下压力，他没有别的选择。
“据我所知，上海范围内同类型的实验室基本上都停滞了，我们还在坚持运转着，这一点让我们还挺骄傲的。”谭素北说。
谭素北（前）和殷亚楠（后）在实验室坚持工作。受访者供图
除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谭素北和其他同学还主动承担了值守期间的后勤保障服务工作。3月13日，在研究院统筹下，他们详细讨论安排了留守期间的各类事项，分区块负责实验室日常巡查，各处收集备用折叠床，加急购买一批睡袋和瑜伽垫，每日消杀住宿地点……就这样，实验室的“临时小窝”在3楼的睡眠表型测量室搭建起来了。
“每个样本的背后都是一个自然人，所以我们格外珍惜这些珍贵的样本。现在实验室的生物样品基本已经快测试完了。在学校解封之前，新的样本就送不进来了，还在运转的仪器也从9台减少到了2台。我们的工作重点转为了数据分析。”
“科研道路上分秒必争，和实验室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不会感觉孤单。”在复旦，150多个科研项目还在一刻不停地持续运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