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5岁的我参加儿童团
□口述：田勇记录整理：庞国翔
我已95岁，是重庆市江津区一名离休干部。俗话说人老思乡，近来的每天晚上，我常常梦见我北方老家的村庄——我的不屈不挠的家园。于是，我向作家庞先生讲述了我红色家园的故事……
——田勇题记
1
我的村庄我的家
砰！砰！砰！……
一阵急促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家园。这是1938年寒冷11月的一天早上，天空中还飘飞着雪花。这年我快满10岁了，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全村人慌乱地往外逃，但村子已被包围，逃出很难，于是大家慌乱地在村巷里东藏西躲。
早在20天前，我们村就来了二十多个青壮年，庄稼汉模样，有几个还是本村的。他们带着盒子枪这样的真家伙。白天晚上在村里跑上跑下，或开会或帮老乡在家挖地窖，组织坚壁清野。后来才知他们是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再后又知他们叫武工队。不过前几天他们撤走了……
我家在河北省饶阳县大城北村，这里是肥沃的冀中平原，有粮仓之称。全村有三百多户、两千多人。村里有三大姓，首姓郭家，住村南头，祖上是武举子，后出任过县长，全家练武，冀中闻名；其次是村西头刘家，多出读书人；第三是村东头我们田家，算中等人家。我父亲田辅国在县城教书，曾祖父是前清秀才，也在城里教书并给人看病，我三曾祖还是前清举人。
2
狼真的来了
第一个中弹的村民姓田。这天他早起去村外挑水，刚出村北口，包围了村子的鬼子就向他开枪，他右腿中弹，丢掉木桶拖着断腿拼命往回爬，鲜血染红了雪地。
我也跟着大人一块跑。一两百个穷凶极恶的鬼子扛着枪搜村。我先躲在村后的一条小窄巷，后来听到脚步声，又赶快躲进村角一个废弃的厕所。鬼子将村里掀得鸡飞狗跳，许多大人都被搜了出来。
鬼子将二百多村民押到村东头的一个大坑里。鬼子叫出翻译说：“你们村有土八路，皇军在村东头空屋里挖出了枪，只要你们指出土八路就放你们回家。”但没有一个人回答，相持了半天，鬼子恼羞成怒，下令将村东头几间房屋点了火，火势很快顺风大燃。有人抽泣起来，但仍没人站出来回话。鬼子就下令拉出三十多个青壮年，这是他们怀疑的对象。这些人被押到一个叫屋底屯的地方。
我的家园其实当时就是一个抗日据点。县大队常来这里，区小队20多人在村里更是活动频繁。被押到屋底屯的那些人，其中有好几个是区小队的武工队员。
鬼子将他们关在一间大屋里。晚上雪大风紧，半夜时分，守门的鬼子到外面生火取暖，三十多人乘机悄悄拔开门栓跑了。
3
大奶奶救我挨了一枪
村里的大人在区小队帮助下学会了制造地雷。他们将地雷埋在村边一个路口，元宵节的晚上，一声闷响，炸死了过路的两个鬼子兵，村民们为此暗中进行庆贺。
三月的一天，春寒料峭，鬼子第二次来我们村。当天上午，两百多个鬼子闯进村来。他们先在各家搜查，一个宁静的村庄被搅得乌烟瘴气。全村人又开始外逃，没逃出的就钻地窖、草垛、夹墙、炕底等。我们全家逃散了，我只身一人跑到家后面的一户躲起来。这户也姓田，家中有一善良老太，我叫她大奶奶，她的两个儿子田栓桩和田栓马此时都外逃了。
我跑进大奶奶家时，鬼子已进了后街。她见我跑进来，立即将我藏在炕壁后，并立上一张竹席将我挡住。我听到鬼子进门的响声，只听大奶奶说“没人、没人”。鬼子不信，嚎叫一番后，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猛地向竹席刺来。此时大奶奶用左手臂挡了一下枪，刺刀向左偏移，一下子刺到了墙上，我躲过一劫。
竹席倒下，我站在里面全身发抖。大奶奶见状，忙笑着对鬼子说：“他是个娃娃。皇军来了，他害怕。”不知鬼子听懂没有，鬼子猛地回头就给大奶奶一枪，这枪正打中大奶奶右臂，鲜血很快染红了衣袖，鬼子这才吼叫着离开。
大奶奶是我的救命恩人，事后我的家人去看她，向她表示感谢。问她伤口时她说：“没关系，我命贱，死不了。”她的伤口不久就慢慢好了。后来，大奶奶的大儿子田栓桩参加了八路军。
4
“大扫荡”中我的家园
“百团大战”给了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日本鬼子于1942年5月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重点是晋察冀边区的深县、武强、安平、饶阳等地，我的家乡是重灾区之一。
此前，来我们村的县大队和区小队，活动多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大扫荡”开始后，县大队和区小队的活动就转入地下。鬼子虽然实行残酷的“三光”和“焦土”政策，但村民并没屈服，除小部分外逃外，更多的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或县大队、区小队打游击去了，留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小孩。
日本鬼子到处修炮楼。每次扫荡，他们都要抓一些无辜的百姓关进炮楼进行严刑拷打，然后逼着下苦力。我姑姑和在附近宋庄教书的大哥田绍典就是这样被抓去的，姑姑被折磨致死，大哥两个多月后才放回。一次，鬼子夜间来“扫荡”，我与父亲一起往西跑，因我们打听到鬼子在西面没设卡。当我们逃到一片树林时，遇到县大队的人，我们如遇救星一般，他们给我们指了往北走的路。但是，家里面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的大爷、二爷、五爷，以及三爷的儿子田锡奎，还有一个叔父、一个舅父，都是在鬼子的“大扫荡”中被杀害的。
在一次“扫荡”中，鬼子的一颗炸弹落在我家房屋处，炸断了我家黄牛的左腿。鬼子走后，我们听着黄牛哞哞的痛苦叫声，伤心透了，它在家里奄奄一息躺了几天才死去。
5
绝不屈服的村庄
面对鬼子的残暴行径，村民们并不屈服，和鬼子斗智斗勇。
在城里教书的曾祖父和父亲，暗中买了两把盒子枪回家，先与县大队、区小队的人一起开会，后将枪交给了村里刚成立的救国会。1943年冬季的一天，我们村的10多名高小同学，在卢老师的带领下到附近的周村开会。这一天风大雪大，大家自带烧饼，走了很久才到开会地点。这里聚集了许多人，有八路军，还有县大队、区小队的，也有群众和学生。这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一个穿着灰布军装，腰扎皮带的高个儿正在讲话，站在我旁边的人说讲话的是吕司令员。这次大会后，我才知道我们这地方属晋察冀边区统管，由冀中区直管。我也第一次听到了聂荣臻、吕正操的名字。
回村后，我们立即组织了儿童团。大家从村南头郭家拿来大刀、长矛等，开展站岗、放哨、贴标语、查路条活动。儿童团的团长是村西头一个姓刘的，他个子很高，是我父亲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继任团长叫郭文袖，个子也高，很机灵。一次，我在村头站岗查路条，一个探头探脑的人要进村，被我拦住。他没有路条要强行进村，我将他带到了村公所，后来他亲戚来保了他。
在“大扫荡”中，我的叔父田辅堂参加了八路军，另外一个叔父田亮京当时30多岁，长期在村里为八路军筹集军粮，他实际上是八路军的粮募员。一次，他与另一个叫田锡超的被日军抓走，严刑拷打中，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募粮员。不久，他被残暴的日军枪杀。家人将他抬回，尸体上还血迹斑斑，全家人大哭。我们并没有退却，我们仍然为八路军募粮送粮。13岁这年我与伯父田辅功用黄牛车给八路军送了两次粮，每次装四大袋，有400多斤。第一次经过县城北面的滹沱河时，牛不走了。原来河上结冰很薄，牛怕陷下去，我们找人帮忙，才过了河。这时天已黑了，将军粮送到目的地后，我们就往家赶，途中在一农户家住了一晚。第二次送粮我们也往返走了两天。由于第一次的教训，在过滹沱河时我们格外小心。
村妇救会主任很能干，做事风风火火，工作样样走在前。她组织妇女开展培训班，开展巡逻、挖地道、制地雷、筹军粮等，大家叫她花木兰。在“大扫荡”中她的母亲被鬼子杀害，花木兰痛哭两天后，逃出村外参加了八路军……
鬼子占领我们村后，成立了维持会。其实维持会里大多是我们的人，表面“维持”秩序，实际上给八路军、县大队、区小队通风报信，有时还参加区小队端鬼子岗楼的行动。维持会有一个会长叫郭大毛，长期白毛巾裹头。他千方百计搪塞日军和伪军，暗中给县大队、区小队通风报信。一天，他骑自行车去五公庄的路上，被日军残杀。我们村里有个人称郭老久的人，真名郭久安，是抗日积极分子，威望很高。他是村南头武术世家的人，他将家里的枪支弹药和梭标长矛等全部捐献出来抗日，被选为抗日民主村长，后来又被推选为饶阳县第一任抗日民主县长。据说他常与吕正操司令员来往，可惜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病故了。
1945年8月15日，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了。当年11月，我与村里的多名儿童团员一起参了军，这年我刚17岁。后来，我们这支部队改称为解放军。离开家乡后，我先后在饶阳县大队、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晋绥军区后勤卫生部工作。1949年11月，随贺龙部队到西安，解放大西南时又随贺龙部队到成都。1956年转业到江津地方任国企党政领导，1986年离休。
我的家园，是一个红色的家园。我的村庄，是一个绝不屈服的村庄，它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