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文明互鉴观
欧阳哲生
文明互鉴是近代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严复身居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留下了大量关于文明互鉴的思想文献。重新品读严复有关文明互鉴的论述，对于今天这个中西冲突频仍、充满变数的大时代，依然能获得一些新的历史启示。
“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
科学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粹，它对引领近代文明向前发展和构建上层建筑具有统摄作用。严复倡导主张，取法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要从掌握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入手。甲午战争惨败，朝野上下为之震撼，涌动着一股维新变法的潮流。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率先发出维新变法的呼喊。但如何学习西政西学，涉及西方近代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严复强调西方政治架构以科学原理为基础，因此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必以掌握西学为基础，没有立足于学理的政治改革是无根之谈。
严复批评学界热衷议政的喧嚣风气，提出人们要真正究心于西方科学，养成沉潜深思、实证求真的朴学之风，才能破除旧学之流弊。“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本质的把握和理解真正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他最先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精髓是民主和科学，其学术“黜伪而崇真”，政治“屈私以为公”，“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由此，新文化启蒙思想之先河得以开启。可以说，严复译介西方经典名著，每一部译著几乎都有明确的现实目的及功用，都是为了介绍、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对推动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的近代化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改革有着文明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西洋文明与野蛮两面性：“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
战争是近代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也是最能表现文明本质的基本元素。战争以最直接的方式检验敌我双方实力，观察、研究战争有助于对文明冲突现象与本质的理解。严复作为职业军人对于战争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纵横捭阖、视野宏阔，对战争内外、军事与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关系都有相当的观照，他的言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军事思想文献价值。透过现象看本质，严复对西方列强“无法与法并用”、文明与野蛮两面性并存始终抱以清醒的认识，这是他作为跨文化人的过人与可贵之处。
在与西方列强长期打交道过程中，严复认识到西方列强强势压境与古代匈奴、蒙古游牧民族南下骚扰截然不同。古代游牧民族由于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农耕汉族，进入中原后最终不得不接受中原农耕汉族的生活方式，“忘其所受，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但近代西方列强所显露的帝国主义本性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其“无法与法并用”而实现文明与野蛮双赢：“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
严复欧战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刻的文明批判。欧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疯狂残杀，生灵涂炭，严复目睹近代科技、强权政治、军国主义的负面作用，西方文明的光环在他心目中从此暗淡下去——“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严复“暮年观道”，由对西方文明的深深失望转向对中国传统儒学的重新估价，大力发掘孔孟之道的思想价值及其现代意义：“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从严复对欧战形势的审时度势和对西洋文明负面的深刻认识以及力主中国参战的及时决断，可以看出严复确是当时中国最具世界眼光并真正了解世界情势的思想家。
“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
近代中国是中西两大文明激烈冲突、交融的大时代。围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国内产生、流行过各种不同论调，这些论调囿于传统的、本土的视野表现出种种局限。针对这些论调，严复以其世界性的眼光表达了不同凡响之见。
为抵消引进西洋近代工业的影响，晚清出现了“西学中源”的奇谈怪论，严复对此批评道：“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他对近代西方科学与鬼神迷信作了区别，指出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
“中体西用”论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奉行的官方哲学，也是保守势力阻挡西学的盾牌，严复对其弊端也有深刻的洞察：“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由此，对“中体西用”论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体用二分法做了深切的批判。
“文明排外”论貌似合理而实为不当，严复以为其万不可行：“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数国者，夫岂不言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岂不自谓文明？其于教育也，夫岂不自张其军，而以他人为莫我若？然而其效，则公等所共见而共闻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总而论之，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他力斥“文明排外”论，将学习西学放在优先地位。
严复对上述“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文明排外”论各种论调的批评，实为文明对话，其意是为了促进方兴未艾的近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隔阂，相互融合，走向大同，这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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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他一生心系祖国，忧国忧民，殚精竭虑，著书立说，为挽救祖国危亡奔走呼号，奋斗终生。他曾先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北京大学等处任教、任职。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给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郑光明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