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守先待后”是史家的本分
罗志田与历史结缘颇为偶然：1977年，当了九年知青的罗志田报名参加高考，因为“文革”之前只读到初一，理工科不敢报，第一志愿他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高师班。参加高考是为了“参加革命”，而“参加革命”是为了“谋个饭碗”，师范因此是靠谱选择；第二志愿填中文系；第三志愿“得换一换”了，填了个四川大学历史系。谁想“川大”是重点，先取。后来上英语课，老师看着他得了十分的摸底试卷问：你是学俄文的吗？他只写出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但写得很漂亮。
在川大，罗志田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经常逃课，去图书馆看那些“以前没办法看到”的书。大学二年级，一个好朋友对他说：我英语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我放你一年，这一年我不学，看你能不能赶上来。罗志田就这样捡起了英语。从川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师范大学。学校人手不济，临时抓差，让他给留学生上中国历史课，或去“外办”充当临时翻译。1987年，川师大得到五个出国名额，以前这种机会都是理工科的，那一年，外办主任突发奇想：今年是不是也派一个文科的去？
罗志田得到了这个机会。那时，他在顾学稼先生主编的美国史大部头著作中，撰写1898年到1929年的中美关系史。联系出国时，正写到“一战”。美国研究这段历史最出色的学者蒲嘉锡（NoelH.Pugach）在新墨西哥大学。蒲嘉锡为一战期间的驻中国公使芮恩施写过传记。罗志田给蒲嘉锡写信，得到去新墨西哥大学读书的机会。硕士念完，中美关系史的写作尚未完成。北伐前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马慕瑞把自己的所有文件都捐给了普大。罗志田跟着手里的题目，去了普大。余英时先生是他在普大所修副科——中国思想史的老师，后来才成为他的导师。
罗志田曾回忆师从余先生的心得：“主要是看他的书，偶尔闲聊也会得到启发，但都没有一个太特别的主题……”或许余英时带动了罗志田对胡适的兴趣，当时，台湾地区刚刚影印了胡适的日记，罗志田把胡适的日记翻了一遍。对治外交史的他来说，也是无心插柳：1995年，《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出版，不久就被视为他的学术代表作，并于2006年和2015年两度再版。
治外交史要看大量外交档案。当年微缩胶卷的拍摄技术不佳，字迹模糊，遇有手写文件就更难辨认。罗志田每天看十来个小时微缩胶卷，很快就看坏了眼睛。他的一位主科导师詹森（MariusB.Jansen）在他的作业评语中写道：这个人用了很多档案，但我希望，他的视野能从档案上移开一点。国与国的关系其实与人民有很大的关系，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有都有关系。
詹森老师的话早早破除了罗志田对独门秘籍式史料的执念。在被问到什么样的史料是好史料时，他常说：“合用的就是好的。”“正常情况下，不是档案的史料可能更重要。因为档案是大部分人所看不到的。秘密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有限。”
有人会说，“比如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发在报纸上的，一定是冠冕堂皇的公告，但档案里会记录当时的各种争吵、分歧……”。在罗志田看来，“真正影响了历史的，是公开的二中全会。没公开的那部分，也许影响了决策，但它没有太影响实际发生的历史，因为社会不曾跟它互动”。“现在很多人喜欢看蒋介石日记，其实蒋介石日记只有研究蒋介石这个人才特别有用。如果你不专门研究蒋介石，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就够了，跟国家大事有关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记录在里边。”
他还曾举例说，即便做外交也不能陷在档案里。很多外交决策是在双方互相“看不到”的情况下做出的。1950年，美国对华的内部政策已经决定，要在三年之内把联合国的席位给新的中国政府。但这个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因为它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久之前国民政府还是美国的盟友。中国不知道美国的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现在有些人看到这些档案，就说：看，中国的外交政策搞错了。这不是错，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政策，怎么叫错呢？”
理论上，“五〇后”和“六〇后”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厚今薄古的两代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厚今薄古是不容置疑的时代风尚。罗志田却意外地成为一个“尊古主义者”。他的尊古言论在早几年出版的《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一书中比比皆是：“过去爱说中国几千年不变，视为停滞，而学者也多寻其转变或发展的迹象，以为中国非停滞证明。其实不变、停滞的一个同义词便是稳定，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长期‘维稳’。尽管中国几千年的稳定或有夸大或神化的一面，但任何形象皆以一定程度的实际为根基。尤其在外国眼中，‘不变’的确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特征。中国何以能‘维稳’，又怎样‘维稳’，是亟待探索的大题目。”
罗志田知道“传统”在当下有多重指向，这样的态度有可能两面不讨好，但他坚信，“守先待后”是史家的本分，历史是一种温故知新的努力：“以前老人说，亲戚朋友是要常走动的。过去对此不甚理解，且一直以为，是真朋友，不见亦如见。到了朋友只能梦见之时，才顿悟‘常走动’的意义。亲戚朋友如此，历史和传统亦然。”这可说是罗志田治史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他常常对学生说：读书要看好的地方，不要光看不好的地方。看到一万条不好的地方，等于帮作者纠错，帮了人家的忙，但自己没有收获。相反，看到对方一点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收获，看到十点好的地方，就有十点收获。简单说，过日子也要有建设性。君子和小人的消长是对应的，是君子就不能总是抱怨着过日子。如果自己觉得是好人，就要拿出积极的主张，使我们的世界可以变得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