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重申“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很有必要的
近日，周杰伦起诉网易旗下某游戏不正当竞争案，等来了二审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了周杰伦的上诉请求。
2022年7月，周杰伦发布新专辑，之后网易在推广某游戏时，将其新专辑的元素制作成游戏道具，并举办转发抽奖活动。终审法院认为，周杰伦新专辑相关的热搜话题、词条、宣传报道极为普遍，游戏的抽奖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还特别提到：周杰伦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应当对网络上提及其的话题有一定容忍义务。
不去细究本案涉及的复杂的竞争法规则，法院重申“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这一原则，很有必要，是对互联网传播环境下言论表达和公众人物人格权的再平衡，也是对一些明星“过度维权”的精准纠正。
众所周知，我们法律一直保护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但法律也同样保护公民的表达权利。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对批评要承担更高的容忍义务，这是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舆论秩序的必然要求。
因为像明星这样的主动进入公众视野中的公众人物，其收入来源是依托于公众对其高度关注和海量传播；对其评价，也往往与其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参与的公共事件有关。权利和义务是相匹配的，明星的财富来自于公众的关注，那么应有相应的容忍义务。否则，就会导致普通网友在提到公众人物时动辄得咎，也不能正常批评电影、电视剧等公共文化产品了。
近年来，受饭圈“控评”文化影响、舆论场的表达极化，以及《民法典》对名誉权实施更严格保护等的共同影响，“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在相当多个案中被淡化。很多公众人物面对正当的批评、舆论场里的正常提及，动辄祭出律师函警告、举报乃至起诉。有的公众人物不允许网民正常批评其文艺作品，有的不许网友使用自己的剧照、头像、动态图，甚至还委托律师大规模起诉网民、自媒体。这样的维权是否过界了呢？
要看到，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利和公众的表达权，不可偏废，应该基于法律实施再平衡。我国《民法典》第1025条明确，“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为公民的正当批评，特别是为媒体的监督报道保驾护航。但是，《民法典》同时也规定了“除外”情形，包括捏造、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这些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言论边界，将承担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典》事实上引进了“实质性恶意”原则来厘定批评公众人物的边界。公众人物在享有社会资源的同时，应接受社会大众对其合理限度的评论、批评、监督。正如多家法院所明确的裁判规则：针对公众人物的网络言论，其陈述的事实基本属实，甚或用词稍许尖锐，偶有偏颇，也不宜认定为侵犯名誉权。相反，如果恶意造谣，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恶意传播谣言，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重申“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是有必要的，因为明星人格权保护标准不能混同于普通人，要为公民的正常表达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