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更容易了，结婚率会提高吗
领结婚证的条件发生变更：不再需要双方户口本，仅凭个人身份证即可缔结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公布于2024年8月12日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意即，只要两个人自己同意，就可以拿着身份证去结婚。而对应的离婚，原理上也是“双方同意即可”，只不过，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草案一出台，就掀起热烈讨论。
民政部起草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紧随其后，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公开发言表示，取消户口簿的规定，主要考虑是在人口流动的大环境下，方便人们异地婚姻登记，无须再为了材料奔走。
联系起结婚率走低的现实，自然有分析认为草案有意通过程序上的简化，提高当代年轻人的婚育率。假若有此初衷，那么就有必要审视究竟是什么妨碍了婚姻的达成。结婚是人生大事，可能因疲于奔走而放弃的婚姻到底有没有必要结，也许本来就值得再加斟酌。其余的，能够在“户口簿”这一环节遭到阻滞的，便很难不提一个历来广泛存在的情况：即被家庭——尤其是父母——所阻挠的姻缘。
在中国，家庭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婚姻自古以来被默认为两个家庭而非两个个体的结合。“谈婚论嫁”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的感情、经济与资源缔结。一直以来，我们就从坊间传闻、偶像泡沫剧里听闻无数偷户口本领证的爱情故事，在戏剧和想象力的包装下，它们听起来颇有壮烈而动人的情感错觉。
而那个一听就不是好词儿的“棒打鸳鸯”，从情理上看，是生生拆散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但从本质看，是一种对感情至上主义的不予置信，即不相信婚姻只需要感情，亦不相信感情这种虚渺的东西可以抵消其他物质等条件方面的困难。
二十一世纪走过二十余年，开始重新鼓励大家“有情即可婚”。这可以算作某种浪漫主义的回潮，并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回溯。起源于19世纪初期欧洲与俄国的浪漫主义，最初被视为一场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运动。在批评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语境中，它本身是相对抽离于社会经济现实的一种理想。
对应现在，“浪漫至上”至少存在两种功能：其一，是在现代城市文明背景下的一种小商品经济形态。节假日的仪式感、物质和消费，这些是表层，而往深层次考究，浪漫可以出现在恋爱或婚姻里，但它不被认为够分量成为任何一者的原因。
浪漫可以出现在恋爱或婚姻里，但它不被认为够分量成为任何一者的原因
其二，则是一种对现实处境的自我安慰和麻痹。永远有人接得住浪漫主义的“麻痹”，在合适的度量里，它是一剂调味，带来于心灵与生活的益处。但试图劝诱所有人信服浪漫和爱情的魔力，却是极为危险的。
如果将“浪漫”代指抽象意义上的“感情”，感情不再能成为婚姻的最重要条件，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代共识。婚姻包含的元素越是复杂，人们越是意识到不能随便和草率。比如相比不断增高的生活压力、教育成本，父母与家庭，只是种种复杂元素里的一项，甚至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一项。
另一方面是资讯与传播的发达和透明化，关于婚姻的种种复杂现实情况，被递推到围城外的人们眼前。亲密关系已被归为社会学下的门类，值得四下搜集样本，再加研究。人们不仅向内观察自身，也向外管窥他人的人生。
公众对领证程序简化的“不领情”，源于一种朴素的自保本能。真正的阻碍，很少来自家庭与父母，那一代已经经历过婚姻与家庭的观念和意见，并不能为今天的决策作出真正的指导。越多人深谙这一点，被程序简化隐蔽的真实顾虑便越凝重和不容忽视。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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