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院民三庭副庭长陶钧：“拉近与当事人距离”贯穿工作始终
从业20年，陶钧从一名书记员成长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而他的司法之路，还在继续。
他所在的民三庭主要负责审理涉及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身为一名高院法官，陶钧现在每天的工作除了审理案件外，还要进行调研督导，负责答复下级法院在审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就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研究，并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司法服务与保障建议。此外，他每年还要撰写大量调研报告和相关材料。
和刚入职时一样，陶钧虽然离开基层法院已13年，但他在案件审理中通常还会与当事人联系，也会通过谈话或开庭的形式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他而言，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是他入职司法领域的第一课，也是他终身受用的一课。
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
2003年7月，那是陶钧来到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工作的第一个月，北京某小区物业起诉小区业主拒交供暖费，陶钧被派去参与庭前调解。
调解室里，桌子的一边坐着物业负责人，另一边坐着几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双方表情严肃，眼睛直盯着对面的人，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气氛紧张，空中夹杂着火药味。
坐在中间的陶钧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当时22岁的他既紧张又担心。虽已提前对案件做了功课，但开口前他脑海里仍反复提醒自己，“第一句话很重要，高高在上一脸严肃地说原告被告，用专业的术语给他们灌输大道理，调解绝不可能成功。”
心里这么想着，陶钧默默地深吸一口气，他望向了老人一边，“张大爷，李大妈，消消气。最近身体怎么样？去年供暖季家里凉不凉，多少度啊？路上怎么过来的，堵不堵车啊？”老人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问候转移了注意力，和陶钧聊起了家常。
几分钟后，气氛稍有缓和。陶钧慢慢将话题引到了案子上，老人们告诉陶钧，别人冬天在家里穿半袖短裤，自己却要裹着棉袄棉裤，凭什么自己家里这么冷还要交供暖费，而且被告到法院，让街坊邻居知道面子上也挂不住。
物业听后告诉陶钧，供暖期间每家每户温度不低于18℃，他们已经按照要求将供暖工作做到位，且年年都赔钱采煤供暖，钱收不上来没法和领导交代，几次和对方沟通未果，无奈出此下策。
找到了双方矛盾点，陶钧随后考虑到老人房子存在管道老化、堵塞等问题，让物业给老人们留下了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叮嘱物业重点关注老人供暖问题。另一边也向老人释明，北京规定供暖温度不低于18℃，物业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如果以后仍觉得家里温度不高，随时打电话让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最终老人与物业达成了一致意见。
调解结束后，陶钧松了一口气。参加工作前，他对法官的印象停留在“端坐在法台之上，沐浴在国徽之下，拿着法槌重重敲下，一切都散发着光辉”，但直到那时，他才理解原来法院工作是落实到生活中，要真正为百姓排忧解难。
“说让人能听得懂，能接受的话，在双方当事人的争论里找到平衡点，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这次调解是我参加工作后上的第一堂课。”
“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这句话贯穿着陶钧工作的始终。
去年7月，陶钧接手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是一名在京务工的快递小哥，因不满物流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提起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法院支持了他的赔偿请求。
但小哥发现，二审判决前公司解散了，他拿到的可能是一纸空文，无法执行。他在再审中要求公司的股东承担支付义务，可在二审期间公司解散，股东的义务如何认定？
陶钧意识到，这个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年疫情，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因资不抵债被迫解散，留下了合同争议和劳动纠纷。此外，很多企业都是在案件审理中解散的，可能会出现案结事不了的难题。
鉴于双方都不在北京，疫情期间开庭不便，陶钧决定，多在调解上下些功夫。这期间，他每天给双方当事人打电话，两周后，硬骨头啃下来了，公司股东同意调解结案，个人赔偿快递小哥损失，并在调解当日就将案款打到了法院账户上，一场前后历经三年的劳动争议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陶钧的协调下，快递小哥在江苏的家中很快就收到了公司股东的赔款。“调解工作花费的精力往往大于判决，但每次看到当事人握手言和，心里特别痛快。”陶钧说。
挑战未知领域
最初来到崇文区人民法院时，陶钧是一名书记员，同时也是一名法官助理。在师傅的带领下，他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案例。2003年底，他曾为了写好一份有关“代位求偿”的裁判文书一头扎进图书馆，在海量的资料中提取和案子有关的理论知识，不断搜索与此相关的可借鉴案例，甚至为此跑回学校，和老师们探讨思路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还不断和双方当事人沟通，了解他们的诉求，在摸索中寻找裁判文书的正确写法。
在一个个案子的实战中，他的理论功底愈发深厚，也逐渐适应了法官这一角色，入职两年后，陶钧便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正式法官，从事经济案件审判工作。由于工作突出，2010年，他被调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从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经济案件的审判和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差距较大，陶钧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学习，“相当于从头再来。”
他再次翻出了理论书籍、此前案例，每天不断阅读、思考。在外人看来，知识产权枯燥无聊，然而陶钧觉得，这个领域每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由于知识传播的途径、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法都在发生变化，导致了知识产权的侵权路径与工具也在发生改变，侵权的形态千变万化。这里其实充满新奇，并不无聊。”
在理论逐渐夯实之后，加之在基层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陶钧处理案件也更加游刃有余。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件之一便是“MLGB”商标注册案，“MLGB”由上海某公司注册，核定使用在第25类服装、婚纱等商品上。
2015年10月，姚某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诉争商标无效宣告申请，认为诉争商标容易让人想到不文明用语，有害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具有不良影响。
2016年11月，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被诉裁定认定：社会公众容易将“MLGB”认知为不文明用语，依照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该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裁定。一审法院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诉争商标具有不良影响，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继续提起上诉。该案到了陶钧手中。
起初，陶钧也被该商标是否存在不良影响含义困扰，“该公司称争议商标是指‘MyLife’sGettingBetter’。”但陶钧在综合考虑下，认为网络环境中已经存在特定群体对“MLGB”指代为具有不良影响含义的情况，诉争商标本身含义消极、格调不高，同时，考虑到网络上特定字母简写表达方式多为青少年群体，从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司法更加温情”
身为一名法官，阅读案件资料成了陶钧工作的重要一环。工作之外，他也会翻看大量书籍，从中获得思考。
他还记得，某天偶然翻到苏轼的人物传记，里面提到了苏轼被贬去杭州后认识了名叫“佛印”的高僧，二人参禅打坐时，就流传出一则彼此到底像何物的故事。
这个故事给陶钧带来了启发，他经常用“见心见性”来提醒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心存善念。“对待一些善恶不定的情况，到底要如何决断，善念的存在就非常必要。”这种思考让他对高院的工作有了更多的认知，“北京高院受理的案件可能影响一个行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取向，代表了这个时代我们对社会正能量的诠释。”
截至今年，陶钧已经在司法领域工作了20年。他会习惯性地翻看大量最高人民法院的经典案例，并在空白处写下一些感想，带着这些想法和问题再去看书和材料，“多思考有助于我更好地作出价值方向的判断。”
从业20年，陶钧由一名书记员成长为高院的法官，他愈发觉得，国家的司法更加温情了，“无论是通过我们的普法行动还是具体案件的耐心调解，我们都试着通过更好的沟通方式让群众去理解法律，更加注重他们的感受，而不是冷冰冰的一纸判决，几行文字。另外国家法律也逐步健全，立法越来越科学，也越来越符合国家发展需求，法院工作也更加注重与时俱进。”
今年3月，陶钧得知自己获得了“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荣誉称号，在得知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与家人分享这一喜悦。由于工作太忙，陶钧总会错过和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家人让我别惦记，爱人也在法院工作，我们能相互理解。”
面对荣誉，陶钧认为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更多是一份责任。“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好地发挥首都知产法官的重要作用，在工作中贡献更多力量，它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人生起点。”陶钧说。
新京报记者慕宏举
编辑刘倩校对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