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史｜京派作家汪曾祺与酒为伴的一生
1995年10月，温州市瓯海区请林斤澜组织北京的名家到瓯海采风，凡十来天。温州的洞头县知道这件事，借光把他们拉到洞头去，观百岛，品海鲜，共三天。作家有邵燕祥、唐达成、姜德明、蓝翎、赵大年、母国政、陈世崇、陶大钊、傅用霖和汪曾祺夫妇、林斤澜夫妇，另有谢冰岩等四位书法家。我作为瓯海区文联的副主席，全程陪同，贴身照顾（主要是照顾汪曾祺夫妇）。
汪曾祺这一回很虚弱。脸更黑了，走路已不踏实，宾馆外出时，几次是我蹲下把他的鞋带给系上。有一次，洞头宾馆下楼梯，他一手扶栏杆，我搀着他另一胳膊，不想他在我一脚提空的时候打个趔趄，我立马踏好步，赶紧扶住。真把我吓苦了。我不是相师，但几天后我对林斤澜说：“汪先生的寿命不会超过三年。”1997年5月，先生走了。2004年5月，汪先生去世多年了，林斤澜在温州，我还说起这件事，还说我家有张照片，照片中有汪曾祺疲沓孱弱的身影。林斤澜执意要看，看了后摇头，无声。我说：“汪先生是食道静脉曲张出事，倘若不在这儿出事，也会在别的地方出事，总要出事。”
林斤澜无言，样子似乎表示同意。
林斤澜比汪曾祺只小三岁，可身体状况悬殊。脸色红润，声如洪钟，说自己“贪吃”“贪杯”。汪曾祺吃得很少很少，他喜欢花蛤，也就那么三五枚。有时我似觉得他要什么，忙给他夹两筷，他也吃不完。他是想喝点酒的，可医生令禁，夫人不许。林斤澜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给他倒一点啤酒。”我照办。汪曾祺天真地微笑，一会儿就把大半杯喝完了。半顷，我又悄悄给他斟上。夫人对汪曾祺说：“你不要喝。”我说：“他们都喝红酒，啤酒是饮料。”夫人没有理睬我，汪曾祺也没有看一眼夫人，慢慢把这一杯干了。林斤澜是这么说的：“一个一生喝酒的人，突然不让喝了，心理上接受不来，生理上也接受不来。”
汪曾祺笑对家人说：“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
邓友梅说：“从80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
刘心武有回忆文章更详细：“1982年，我和汪老、林大哥等人，应四川作协邀请，在全川兜了一大圈。二十多天里，我熟悉了汪老的为人处世。汪老嗜酒，但不是狂喝乱饮，而是精于慢斟细品。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悠哉悠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把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两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规律：平常时候，特别是没喝酒时，汪老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昏花，跟大家坐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是答非所问，或是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
汪曾祺一生与酒为伴这是他的福气。文人注定与酒为伴，是有原由的。“人生几何”，“譬如朝露”，何不“对酒当歌”。文人懂得人生，他们多是性情中人，与道貌的政治家是不同的，与肃谨的科学家也是不同的，文人可以“浩歌驰下腰带鞓，醉舞崩崖一挥手”，照样“烂漫长醉多文辞”。文人清醒通民意，多为官人所不屑，命运多舛，倘若遇见也是“风骚”“文采”的皇帝，日子就更加难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6年第3期《情到深处——回忆作家汪曾祺》
作者：程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