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清建都时期北京人口增加的原因

2024-03-01 11:18:03 - 北京日报

金元明清历朝在建都北京的中前期,人口增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内聚迁移各地人口“实京师”;二是稳定社会、繁荣经济,在京师人口的基础上自然增殖。

金元明清建都时期北京人口增加的原因

首先,“实京师”,就是大量内聚迁移人口于京城和京畿地区,“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增加京师军事、建筑、工匠、商贸、交通、农业等各行业人口,满足封建帝王和封建政权对各种职业人口的需要。

这一政策早在秦汉时期即已开始实行。如秦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西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等。此后,“实京师”这一强本弱末或称强干弱枝的人口迁移政策为历代帝王所沿用。到金元明清时期,随着政权的更替与北京城市地位和职能的升降,“实京师”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在北京尚未获得政治中心地位之前和暂时丧失国都政治地位之后,即女真人建皇都于上京会宁府,蒙古人驻跸和林与开平,朱明政权建都南京,满洲人建都于辽阳和沈阳(盛京)时期,当时的北京城市和北京地区相对于这些都城来讲,处于“末”或“枝”的地位,故“实京师”就意味着俘掠和驱迫各地人口包括燕京地区城乡人口并劫夺燕京地区财物,去填实各自都畿。辽末金初女真人“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会宁府)”;蒙古人初入中原“尽驱山东、两河少壮数十万而去(漠北)”。元迁都中都后,元世祖开始“迁居民以实之(中都)”。大都新城建设过程中,又不断有蒙古贵族、官僚、军队和工匠迁居旧城(中都城)和新城(大都城)。到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政府规定:“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明初建都南京,迁移大都城乡人口至南京和开封等,明末满洲贵族四次破关南下俘掠京畿士民徙往辽沈地区,均属将北京地区城乡人口大量离散迁移实其内地的实例。因而均给北京地区城乡人口造成极大损失。

金初,经女真贵族俘掠席卷之后的燕京竟变成了一座空城;蒙古初,整个河北,包括燕京地区,“户口亡匿,田畴荒芜”;元末明初,经兵燹灾伤及人口大量离散迁移之后,北京地区“户口凋残,十室九空”;清初,京畿“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荒地九万余顷,“兵燹之余,无人佃种”。

可见,每当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无法解决而激发了战争时,北京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及其地理区位关系,总是首当其冲地遭受战争冲击和人口俘掠,结果使北京地区人口锐减、生产破坏、经济衰退、一片萧条。它不仅中断了北京地区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成为日后在此建都的王朝必须内聚迁移更多人口,弥补人力不足以填实北京的根本原因。其实,每当政局稳定之后,新统治者即开始去掠夺或迁移其他地区,包括原来国都城市的人口内聚迁移到新的京畿地区来,以增加兵员和劳动力恢复生产,发展区域经济。

在统治者决定迁都或建都北京,北京城市职能与政治地位上升之后,“实京师”的内容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政府利用国家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内聚迁移各地人口,以满足封建政权对军事、工匠、商人及民户的人口需求。“京师天下根本,居重驭轻,武备不可不盛”。各朝代建都北京之初,内聚迁移人口于京畿,“填实所不免也”。

金人迁都中都,“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并实行了鼓励四方之民迁居京城的政策。元代集中天下工匠于京师,“给之食,复其户”。明永乐中除于京城抑税置店、招商聚货外,重申了“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的恤商政策。明代中期,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农业经济的衰落,加速了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北京“百货充溢,宝藏丰盈”,“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天下良工美材,皆聚都下”。当时的北京已是“生齿日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的景象。北京作为文化与教育中心,对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内聚迁移与离散迁移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实京师”鼓励大量人口迁入北京,以稳定社会、繁荣经济。在发展京郊农业、漕运各地粮食、保障粮食供给的同时,各时期均制定了加强户籍管理的措施:放奴为良,增加编户;婚嫁以时,鼓励生育;抚育幼稚,养赡老弱;发展医药,疗治士民;赈济灾歉,制止流亡等刺激人口增殖的政策,使京师均曾出现过人口的较快增长。

明清北京出现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的景象,形成了“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等不同的区域。中城所在前三门外,更是“棚房栉比,百业云集”,甚至在安定门外关厢“市廛栉比,屋瓦鳞次”,京城内外仅大小当铺即达六七百家。手工矿冶及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既繁荣了城市经济,又为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了外地人口的内聚迁移。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既是北京城市人口自然增殖和各地人口内聚迁移北京的主要原因,也是北京人口离散迁移各地的基本原因。

文章来源:《金代建都以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演变与户籍管理》

作者:韩光辉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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